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

1、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2、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

3、集体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4、集体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这是关于集体所有权客体的规定。

冷静地对待集体财产所有权

程序主义的权利观为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出路或者说改良方案。这种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现象，但是集体财产所有权发生异化的危险并未因此被完全消解。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再完备，一旦将其输入乡土生活场域，都会遭受固有的乡土生活逻辑的抵抗从而发生变异。用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的话说，这种现象体现了法与社会的间隙。［13］（p30）

费孝通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通过社区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社会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其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同心圆结构：每一个人都以亲缘或地缘上的亲疏远近作为尺度，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地依次往外推，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14］（p6－27）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农村经历了若干次由国家发起的政治经济变革，城市的工业文明在扩张过程中也不断冲击着乡村社会，许多地方的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结构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仍然是一个以差序格局为表征为乡土社会。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团体（家庭、社团、国家）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团体的界限是清晰的，团体是凌驾于各成员之上的一个超然的实体，它拥有一套超然的笼罩性的行为规则。在中国的差序格局中，从处于圆心那个人的角度看，同心圆上的人依其亲疏远近被分为三六九等，由同心圆构成的社会关系网并非一个界限清晰的超然实体，人们眼中只有亲疏不等的亲朋邻里关系，没有超然的团体概念以及笼罩性的道德规范。［15］（p27－36）尽管在当下我国的乡土社会中，从表面上看也存在由制度所创设的各种团体，但这些团体却被嵌在差序格局之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构或扭曲了。农民集体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按照制度设计者的预期，集体是一个凌驾于其成员之上的超然的团体，集体财产是各成员公有的财产，集体有其公共机关——成员大会与执行机构。然而，集体需要在乡土生活场域中运行，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以及村社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循乡土的差序伦理来参与集体生活的。平等的成员关系只存在于制度文本中，村民的眼中看到的只是其他集体成员与自己的亲缘、地缘以及交情上的差等关系。选举村社干部时，村民们倾向于将选票投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以便于进行互惠的利益交换。在集体财产的运作过程中，村民也倾向于利用他们与掌握权力资源的村社干部之间亲疏不等的关系，依据互惠的原则获取份额不等的隐性利益。即使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很完备，让集体成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集体决策的形成，那些意图从财产处分中获取利益的村社干部或利害关系人也会设法利用其与某些集体成员之间差序的互惠关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种以互惠的方式换来的支持如果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权力资源。

如此看来，在乡土生活场域中，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下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仍然存在异化为权力的危险。集体财产所有权将会由于此种权力的侵蚀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无形地消解。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践行要求集体成员具备足够的公共参与能力，亦即能够在公共场合恰当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并针对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关的问题平等地进行商谈、辩论。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欠缺这种能力，这必然会影响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实效。

显然，由于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掣肘以及农民公共参与能力的制约，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改良的潜力是有限的。把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从权力网络中完全解脱出来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并非易事。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所有权是整个物权体系的核心，其重要性超过各种他物权。然而，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应当冷静地看待集体财产所有权，不必把它放在那么显要的位置。

在集体财产上，除了存在所有权之外，还存在包括农地使用权与建筑用地使用权在内的用益物权。所有权是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集体享有的权利——集体性权利，而用益物权则是农民作为个体对集体财产享有的权利——个体性权利。明智的做法是强化农民作为个体在集体财产上享有的权利，使其成为权能完整的财产权，同时要防止集体及其执行机构利用所有权压制农民的个体性权利。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在法律上不应当赋予集体的执行机构过多的职权，这种欠缺有效制衡的职权往往对农民个体性权利造成巨大的威胁。即便是集体成员大会也不应当拥有可能危及农民个体性财产权的权利，比如以集体成员大会决议的形式无偿收回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的权利。从目前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来看，个体理性似乎比集体理性更有实效，因此也更为可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