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从2002年到2012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由1009亿元增加到1397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相应由4.6%提高到11.1%。政府采购高速发展的同时，采购价高于市场价，甚至产生天价采购的情况频现。(4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当年立法机构酝酿《政府采购法》，正是希望以法律形式，实现对政府采购的有效监督。但遗憾的是，从实践来看，《政府采购法》实施后，并没有带来采购规模的缩减。

为什么法理上占尽优势的《政府采购法》，其监督却会失灵?法律学家们说得很明白，现行《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相冲突。在实践中，各政府部门更多地遵照《招标投标法》办事，因为后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现有政府采购的行政管理体制。故而，尽管《政府采购法》已经颁行，并且也在法条中明确了采购项目包含货物、工程和服务，但具体到执行，这些精致的设计因利益固化藩篱的存在，终成一纸空文。

从理论上说，旨在监督工程领域的招投标问题的《招标投标法》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其相关精神完全可以吸收进《政府采购法》。因为从监督对象来说，《招标投标法》要监督的也是财政的钱该怎么花的问题，这和制订《政府采购法》的目的殊途同归。具体到执行，如果再根据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惩罚标准，把采购货物、服务人为地分成两段，不恰好给了投机分子钻法律空子的利益空间?

但就实际而言，将《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两法统一，并非易事。根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的监督部门为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而在《招标投标法》中，这一权力则散布于各个部门，自监自管。因而，如果要并轨，就势必要削减这些部门的权力。从实践角度而言，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来得艰难，这些部门必然不甘心权力的收缴。这就需要引入外部监督力量，推动政府采购经费使用的公开化，倒逼政府部门理念转型，接受两法的并轨。

从现实来看，这种公开已初见效力，今年3月19日广州市政府各部门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首次实现全口径公开，其中明显属于政府采购领域的多部门公车购置费预算为零。如何从这种预算下降现象，上升到制度性的监督，继而实现采购监督权的并轨，需要更高层面更大胆的改革与推动。

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采购法》的深化与落实，借此形成统一、开放的政府采购市场。因为政府采购乱象，说到底仍是权力与市场联姻的鬼把戏。把政府采购权关进《政府采购法》的笼子，自然也需要把市场建设成阳光透明、统一开放的市场。唯有规则清晰，充满竞争，充满阳光，让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有参与政府采购业务的权利，把每一个接受政府采购业务的市场参与者，都约束在法律的天平上，政府采购因非市场因素而只买贵的现象，才会大幅度减少，节约财政支出，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期望才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