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规定》，其中，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的条文，既受一些人推崇，又受到了质疑。对轻微犯罪不捕不诉，其实并没有降低执法标准，只是执法思想和认识上的转变。7月16日，郑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李自民作出回应。(7月17日《法制日报》)

[赞同]

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值得肯定

地方检察官使用裁量权不起诉的情形，在很多国家都惯见。这是简化司法程序，提高司法效率的手段。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从感情人道与司法和谐的角度讲，是值得肯定的。

对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对初犯、从犯、偶犯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纠纷等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不起诉，符合法律保护改正者，挽救失足者的精神。郑州检察院出台不捕不诉的规定，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而不是检察院随心所欲的创造。

不可否认，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产生执法偏差，伤害到法律的公信力。但这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错。所以，贯彻实施时还需要配套措施同步跟进：轻微的标准必须统一、明确，避免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人员要能及时纠正办案中出现的问题；相关规则与信息也要透明，接受社会、媒体的监督，同时，必须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

叶祝颐(武汉教师)

[存疑]

我国并无轻微刑事犯罪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非诉化处理，这已经成了一个潮流。但国际上所谓的轻微刑事案件，往往指的是指违警罪、超速驾驶、暴行罪等，在我国，上述行为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本身是排斥了违警罪等轻微刑事犯罪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并不存在犯罪学意义上的轻微刑事犯罪。

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但我国对于犯罪学概念上的犯罪，是进行二元化处理的，即其中的轻微部分，由行政机关依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严重的部分，由司法机关依据刑法进行处理。这与英美法等国的一元化处理，即都以刑法处理是不同的。制度设计的不同，就要求我们在吸收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等国的刑事司法经验时一定要注意到其中的异同：英美法等国的对轻微犯罪非诉化处理，其实相当于我国行政执法强调的人性化，而不是在严重的刑事犯罪上的非诉化。

一个法治国家应该以悲悯的态度立法，以严厉的态度执法，在立法时充分体现宽严相济，但在执法时则必须刚正不阿。人性化是执法者的目标，而公正是人性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违反公正，对于那些本质上非轻微的刑事案件进行所谓的人性化执法。

邹云翔(江苏泰安检察官)

[第三只眼]

宽严相济不能各自为政

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力出台这样的规定，新规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一项基本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必须使其内容具体化、要求规范化、适用范围明确化，这是确保政策实施不变形不走样的前提。

那么，由谁来使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具体化、明确化、规范化呢？是不是把权力放给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各自为政的政策落实方式必然造成标准不同，尺度不一，违背法治统一的宪法原则；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法律适用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权。依法，郑州市人民检察院并不具备解释法律的权力。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执法人性化的名义下，不但制定指导法律适用的规范性文件，且事实上对所属下级司法机关有着极强的执行力，出现了严重的法治不统一现象。

无论是宽严相济，还是其他司法改革探索，均应该在保证法治统一的前提下，由最高司法机关来制定规范和标准，切不可任由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各自为政，各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