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利用外资进行自身的经济建设。无论是为红色根据地的生存而战，还是准备把国家建成赢家，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都对对外经贸持开放态度，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他们反对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控制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但支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外国资本。这反映在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也反映在中共七大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的“工业问题”一节中。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开放度低，不符合中国的愿望，是**集团、国民党军和后来苏联集团封锁造成的。然而，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受到西方的严重封锁，除了大规模使用苏联贷款，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几家合资企业外，中国领导层仍然试图利用西方资本。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国以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的方式，从日本和西欧国家进口冶金、石化、机械、电子、轻工等技术装备，签订了300多个合同，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利用外资的方式也有变化的痕迹。由于旧中国的外资企业是在原《屈辱条约》的“原罪”下发展起来的，普遍享有治外法权和市场垄断权，甚至深陷中国国内政治，令人痛心；此外，当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程度远远低于今天。新中国成立之初，利用外资的重点必须转向借贷。然而，在中苏关系和萧福逼债使中国经济困难雪上加霜之后，深受教育的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选择了“既不内债也不外债”的发展道路，并实施了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延续了以外债形式为主、受管理经验和能力限制的利用外资的历史惯性。1991年以前，中国利用外资主要以外债的形式出现，包括外国政府和进出口银行的官方和半官方信贷，国际多边经济组织的信贷，以及商业贷款和债券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