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在北京是个天大的问题。整个北京有200多万辆汽车，而且在不断的增长中。添堵已经成为北京市民最流行的词汇。所以有人戏言：开车不如骑车，骑车不如走路。可是要真走路，偌大一个北京，走得过来吗？2004年5月1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之际，我刚好去欧洲学术访问，顺便感受了在异国他乡的汽车和交通。

我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下机后，就地租了两辆汽车。由于导师和师兄有在国外开车的经验，所以为了节省经费，我们决定自己开车，且行且走。从阿姆斯特丹机场到海牙附近的瓦森那，一路畅通。但随后我们到乌得勒支访问的时候，才知道欧洲也会堵车。

那天是星期一，我们走的是环线，出行的时候正好是上班的高峰期，在接近市区时，我们发现前面的车开始减速，路上的电子告示牌显示前方限速70公里／小时，再往前行一段，电子告示牌显示前方限速50公里／小时，然后是40公里／小时。随着身边的车越来越多，我们感到可能是堵车了。不过，尽管在限速状态，车流还是在不断地前行，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大家都自觉地按照指示牌的提示把速度降到规定以内。没多久，道路又畅通了。

在北京的环线上，我没有看到类似的限速指示牌，所以司机只能凭前面的车速调整自己的车速。司机一路狂飚，往往是开到拥堵路段后才知道又添堵了。没有一个提前的缓冲过程，造成交通的瘫痪就是家常便饭了。

停车原来也有讲究。在欧洲任何公共部门和学校里，都是不准停私车的。但是在大街小巷，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写着P标志的临时停车位。虽然没人看守，但是每个司机都主动投币，按时把车开走。原来，停车点都有电子监控装置，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都会被电子眼明察秋毫，所以没人以身试法。

在北京停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满大街经常找不到专门的停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地儿，却早已横七竖八停了一溜。专门的大型停车场虽然也有，但更多人喜欢方便地停车。在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每天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车子停放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以致有人感叹这里已经成了中国人民大停车场了。我们学生在校园行走的时候，不得不随时注意从斜刺里开出来的车子。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设备的差别吗？我们也跟着人家改就是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红绿灯是我们借鉴人家的一个硬件设备吧？可是我在北京街头看到的现象却是，很多行人压根儿就不看红绿灯，只要路上没车，有警察他也敢闯。或许有人会归咎不同国家市民的素质，似乎成了个别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可是，难道老外的素质就天生比我们强吗？我认识的一些老外朋友初来乍到，确实很遵守交通规则，但是久而久之，看到身边的中国人都能随机应变，他也只好入乡随俗了。看来，这不仅仅是他们道德的原因，而是有一种东西在无形中起着作用。是文化？抑或传统？还是潜规则？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制度的一种长期积淀；传统是什么？传统是旧制度的表达方式；潜规则又是什么？潜规则是制度的习惯公式。为什么在一个社会里如此遵守交通规则的公民，在另一个社会却又会藐视交通规则？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是制度的合理性，一个是制度的执行力。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是机会主义者，而法律制度的目的固然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指导方向，但它的起码功能应该是防止机会主义。你或许可以把汽车随便停在你认为方便的地方，但是随后你可能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在欧洲交通违法可是犯罪行为），所以没有人敢这样做，制度运行久了，就成了潜规则。我国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但在责任分配、责任认定等方面存在一些颇受诟病的问题，而且在执行方面，也是非常不力的。新交规实行后半年多了，雷声大雨点小，新法逐渐成了一种摆设。

在法制的路上，我们一直在高歌猛进，但如果不关注这些制度的细节，那我们的路上，永远只会规则更多，秩序更少。

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关系是什么

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的重要的法律制度，它与行政诉讼制度一样，目的都是补救行政活动所引起的消极的后果，恢复行政行为侵害的利益，所以二者合称为行政救济制度。但是两者又有明显区别，行政复议是在行政系统内部由行政机关自行消除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的行政活动；

行政诉讼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的司法诉讼活动。行政复议适用行政程序，由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诉讼则适用由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程序，是司法程序。

一方面，行政复议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有力的法制保障，使其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并使受到侵害的权益得到恢复，又可以维护行政管理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障行政活动顺畅进行，提高行政效率。

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决定本身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它也不能成为最终的裁决，还要以行政诉讼制度作为最后的救济渠道。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包括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法中对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如何相衔接，也作出了一些重要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