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再融资一度令市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2011年首季，结束再融资不久的商业银行再次交出他们的资本管理成绩单，喜忧参半。

截至一季度末，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其中，建行降幅最低，以12.45%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和10.33%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领先同业。工行降幅最大，目前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略高于监管底线，为11.77%。而上市不久的农行，其资本充足率水平，已经下降到11.4%，低于监管底线。

农行处境相当尴尬。上市不久，重新启动再融资的市场条件并不具备，盈利压力之下的投放冲动又使其进一步捉襟见肘。对于农行下一步如何补充资本金，接近大股东的知情人士表示，资本充足率是一个动态指标，一个时点不达标，不代表始终不达标。并且，对于到底多高的资本充足率比较合理，监管和股东的看法往往有分歧。在一些股东看来，只要不低于8%的法定资本充足率水平，就算合规经营，到底是否有必要达到11.5%则见仁见智。

按照本周银监会颁布的监管新规，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得低于11.5%。虽然系统性重要银行的定义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四大行入选应毫无悬念。现在尚不清楚，农行是否会因为资本充足率不达标而被停止部分新业务准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农行继续维持当前的资本消耗水平，不能有效提高其资本使用的集约程度，未来将会持续的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

虽然各界对什么样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更为合理看法不一，但探索更加有效的资本充足率补充机制，对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健经营，恐怕时不我待。事实上，银行再融资压力既是全球金融行业面临的普遍压力，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失衡在商业银行层面的集中反映。

银行经营必然需要持续的资本补充能力，这既是许多商业银行要上市的初衷之一，也是监管在对银行股东准入审核时的基本标准之一。监管当局的高层就曾表示，过去一家股份制银行引入了一个海外投资基金作为股东，但到银行需要再融资的时候，外方股东说，我们是一个封闭式基金，没有办法提供进一步的资本支持。这使监管机构意识到，选择有持续注资能力的合资格股东势在必行。这也是后来一些国际知名的私募股权基金未能获得监管首肯，成为银行主要股东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于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都趋于严格，融资成本也日渐上升。在全球普遍缺乏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机制的情况下，为了应对这种压力，国际上也正在探讨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资本补充渠道，但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处境则更加复杂。

有银行家公开表示，受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监管制度、产品设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机制、政策与大规模的资本需求是不相称的。

这就需要内外兼修，齐头并进。一方面，要在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创新融资渠道，完善外部资本补充机制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需要商业银行加强自身的内生机制的打造。

在一季报之外，另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剔除融资后，截至2010年末，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仅建行略高于监管底线，可以达到11.66%;工行其次，11.28%;中行以10.88%位居第三;农行则仅为8.81%。

从中可以看到，各行在资本管理上出现了一定的分野。

建行在内生资本补充机制上，优势明显。无论是剔除在融资因素后，还是再融资完成后的资本消耗，都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建行在香港上市5年后才进行再融资，在大型银行中资本覆盖跨度最长。在再融资额度最低，而累计分红(过去数年的平均值为：每1元平均分红，建行为0.93元;工行为0.73元，中行为0.71元)最高的情况下，建行依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剔除政府融资平台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降低约0.2%)后，今年一季度其资本充足率仅微降3个基点。

究其原因，建行的业务结构使得他们在资本管理上有比较优势。比如，建行对香港贷款的增长则比较快。个人按揭贷款通常以50%计提风险权重，其他相关贷款的资本占用则高达100%。又如，表外业务的资本占用和风险权重很高，但建行的表外风险资产增速为几大行最低。较早地引入了经济资本的概念，对于节约资本消耗，提高回报，也不无作用。

中行受益于较高的融资比例，目前的资本充足率暂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同期的贷存比则居同业最高。事实上，去年中行在再融资上问题上承受了较大的压力，高层甚至冒了个人的政治风险。当时，中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已经捉襟见肘，如果无法及时补充，正常的业务发展恐怕都难以为继。中行不得已两次抢跑，高层亲自去找各主管部门沟通。中行为此担了骂名，但这次资本补充却使得他们在后来的业务发展中具有了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中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仅次于建行，高于工行。

工行则属于一个特例，他们在外部股本融资和内部资本管理之外，一直寄望于能够探索第三条出路，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来补充资本。工行去年再融资额度相对较低，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他们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工行想探索第三条路不无关系。工行行长杨凯生曾对记者表示，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市场，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增强银行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可变现能力)，是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选择的一个方向。

不过在此路暂时不通的情况下，工行目前在资本管理上其实也面临切实的压力。今年一季度，工行资本充足率水平降幅最大，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当然考虑贷存比和业务转型后中间业务等收入占比，也仍有一定的调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