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有哪些权利
时间:2023-08-14 14:04:08 264人看过 来源:互联网

媒体的权利主要包括:

1.采访权。即媒体及其记者拥有根据自身特点、自主地采访受众关心的一切社会生活,尤其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的权利。

2.报道权。即通过采访获得有关材料后,有权公开而不受被采访者或其他单位、个人干涉的权利。

3.评论权。即媒体有权对其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评述。

媒体采集—中国信用公司拔腿飞奔

曹小宁日常工作的一大部分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即使在美国911遇袭事件的当天,他也正在飞往美国的途中,而不得不迫降加拿大,小住三天。

不要以为他喜欢旅行,作为华夏信用公司的总裁,他宁愿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喝杯清茶、打打电话,也不想忍受那些千篇一律的航空餐。但事实上,公司60%的B2B业务和20%的B2C业务正是他在世界各地穿梭的结果;他使公司成为了中国唯一的世界信用联盟的成员;而他最新的成果是和全球最大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科法斯(COFACE)集团订下密约,两家各投资一半,准备在上海合资组建一家企业信用评级公司。

今年46岁的精力充沛的曹小宁除了华夏国际企业信用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的头衔外,他还是一位教授。1987年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作为访问学者,研究市场信用问题。正是在这一年,世界最大的信用咨询公司邓白氏和国家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开始了合作。

在过去的8年里,曹小宁凭着出色的外交能力使起初笼罩着浓厚官方色彩的华夏信用与政府脱钩后,成为一家真正的企业。他使华夏信用由最初单纯的信用信息提供商演变成一家不但提供信用信息资料,而且提供全套信用风险控制解决方案,集资信调查、培训、管理咨询业务为一体的专业机构。

但现在他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除了世界老牌劲旅邓白氏和北京新华信等新锐公司外,上海政府资金支持下的上海资信公司正在投巨资建立他们庞大的数据库,用于支持上海整个信用体系的形成。

曹非常尊重自己的对手,但他别有深意地说:中国信用信息市场非常大,市场的分割远未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不过开发市场的压力并不比激烈竞争小,这时,谁能坚持最后5分钟,谁就是胜利者。

政府背景

曹小宁现在的办公室只有十几平米,在他的书柜里放着很多他和国外信用公司总裁合影的照片,而在十年前,他工作的地点是国内贸易局的办公室。他的副局级官员待遇是在华夏信用和政府脱钩时改变的,他对这种改变充满信心。

不可否认,当时出现的仅有几家信用公司大多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掌握的可以公开的大量企业信息没有对外开放,个人信用记录分散且不全面,信用公司如果没有政府背景的支撑,很难施展拳脚。

除华夏信用外,最早和邓白氏合作的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已于2000年正式投资成立了中贸远大公司,中贸远大公司总经理韩家平的名片上仍然留有计算中心处长的职务;另外一家在业内声名远播的新华信公司,其三个创始人也均是从计算中心出来的;再说上海资信公司,更是由政府投资、鼎力支持的企业。

当初政府部门和国外接触较多,很多政府的工作人员很早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发展前景。曹小宁认为在公司起步时政府背景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作用则逐渐弱化。

几乎不约而同,几家信用公司最初争夺的客户都是外国企业,因为说服国内企业出钱做信用调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华夏信用当时的客户基本上是一些国外的保险公司、投资商、中介机构等。而外经贸部计算中心起初是与邓白氏合作,后来致力于国际商帐追收,这项业务给他们带来的是每年100万美元左右的利润。

36岁的韩家平从1990年进入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后,一直在和邓白氏打交道。当时国家已下放了外贸经营权,一下子冒出上百家从事外贸业务的公司。国外企业很着急,非常想了解这些企业的实力,便通过邓白氏找中国外经贸部寻求帮助,计算中心负责这件事。当时不懂怎么做,邓白氏提供了一些样本和表格。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各省外经贸厅也成立了计算中心。当时做一个报告得到400港币,80%的费用给各地的调查员,计算中心留20%。

到了92年底,有百年历史的邓白氏终于忍不住跳进中国,在上海开了一家分公司。合作才告结束。而计算中心也从此开始自己尝试开展信用调查业务。

今天,对于中国的这些信用公司来说,不利的局面正发生改变。国内像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正在建立自己的信用管理部门;上海的个人信用体系正在形成。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多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将进入中国。

尽管如此,这些信用公司的老总们却不敢过于乐观,因为他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遥远的风景,他们正在思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船只不被风浪打翻,而又能以最佳的路线抵达彼岸。

各行其道

在北京一个晴朗的早晨,一家正在等待投资者签下协议的国内公司,最先等来的却是华夏信用的调查员,调查员与公司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在此之前,调查员已经去了工商等部门,交费查阅了这家公司的登记等情况。

接下来,调查员还去走访了这家公司的客户,向他们询问了和这家公司往来的具体情况。调查结果在短短两天内形成了一份文字报告,华夏信用的B2B部门如期将信用报告提交给客户——正准备投资于这家公司的国外投资者。

这种B2B的信用调查业务是华夏信用创办初期的全部业务。而从外经贸部计算中心出来的三个年轻人,更早就把B2B业务作为新华信公司的主营业务。当然,这也是邓白氏百年不变的方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只做B2B,不做B2C。

曹小宁显然并不这样想,他希望能寻找到更大的市常在华夏信用与政府脱钩后的几年里,他使自己的B2B客户名单里增添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的名字——在华夏信用信用的B2B业务中,中国企业现在已占到40%。他还在公司增设了B2C部门,从1998年开始准备介入消费信贷的个人信用风险管理。2000年,他们成功地与北京市商委和北京商业银行合作,为无担保消费信贷提供个人信用风险管理服务。北京商业银行给华夏信用的第一期信用风险管理额度是六千万元人民币。现在,联想、方正等电脑公司看到消费贷款是比降价更有效的销售方式,也参与进来,成为华夏信用的稳定客户。而华夏信用继而为联想提供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服务。

尽管B2C业务在华夏信用的总业务中仍微不足道,但曹小宁看好的是B2C的前景。在信用制度良好的国家,个人消费信贷由于回报率高于企业贷款,回收期又短于企业贷款,所以,国外个人消费贷款已占银行总贷款额的30%。越是优质的银行,这个比例越大,如花旗银行是60%,在中国内地,这个比例是2%~3%。在亚洲地区,风险甚小的个人房屋贷款已成为银行未来最大的业务;以上海地区为例,1999年的个人消费信贷382亿元,非住房型贷款只有20个亿,住房信贷占了90%。现在,曹打算在更多的城市展开个人信用风险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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