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国有化后，在土地制度安排上要解决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为了使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真正稳定下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必须将农民土地产权界定为一项完整的用益物权。建议采用国际通行规则赋予农民永久租赁权，即在国有土地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与农民的永久租赁关系。

首先，家庭承包的“契约”和中央一再强调的“长治久安”、“30年不变”，既不规范，也不放心。”“合同”是指“合同到期后另行安排”，“合同期限到底有多长？”时隔30年，如何才能指望这种不明确的“产权制度”有效率？这启示我们，必须赋予农民永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只有在土地抵押等难以操作的情况下，才能变得不难，只有农民拿到了产权，才能完整。第二，永久租赁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已被世界市场经济国家广泛采用。它是现代法律的规范制定和重要内容。它是一种以支付租赁费为代价，在他人土地上永久耕种或放牧牲畜的权利。它能够完全、充分、畅通地进入流通市场，遵循“产权合法化”的原则，因此，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界定为永久租赁关系，赋予农民永久租赁权，不仅是建立和完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需要我国的产权法律制度，也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在法律和制度上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的规范化。更重要的是，永久租佃权“物权合法化”背后的强大国家支持，有利于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与来自“集体”或基层政府等“第三者”的“非法侵害”作斗争。第三，哈特等人提出的现代最优所有制结构理论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租地比买地更有效率，租佃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负相关关系。1879年，美国25.6%的农民是佃农，1945年上升到34.5%。然而，从1879年到1945年，美国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认为租佃制度“落后”和“封建残余”是不可取的。需要指出的是，永佃作为租佃制度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永佃作为世界上共同的土地使用制度，不仅是封建社会特有的，而且存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其基本制度和内容适用于各种社会形式的一般土地租赁和农耕关系。历史上，它起源于封建社会，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仍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它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反映社会制度本身一样，永久租赁作为一种权利概念，也不反映任何社会制度本身。因此，建立国家与农民的租佃关系，赋予农民永久的租佃权，在理论上和思想上都不应存在任何障碍。最后，根据我国的现状，建立国家与农民的永久租赁关系，赋予农民永久租赁权是可能的。这是因为，被我们党视为“农村政策基石”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都与常住制十分相似或一致。永久租佃权的主体一方面是土地所有人，另一方面是土地的承租人和耕者；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主体一方面是土地所有人的“集体”，土地国有化后，就是国家，另一方面是土地承包人的“农民”。永久租赁权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客体是只能用于农牧业的农用地或草地——一种或两种制度将其权利客体限定在农业使用范围内，两种制度的客体完全相同。在内容上，在这两种制度中，无土地所有权的一方为了在对方拥有的土地上种地、放牧、挣钱，向土地所有人支付一定的“价格”，但这种“价格”在永佃制中被视为地租，而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被称为“承包费”或“承包费”，是指占有和使用他人土地应支付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土地国有化后，农民向土地所有者国家支付的是农业税。农业税的概念在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中都被视为“地租”。为什么农业税在实践中不能被视为地租？再者，将其视为地租是顺理成章的，出租国有土地的人即农民（这一提法不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而且有利于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要交农业税-农业税就是地租。永佃也从属于租佃关系，即遵循“法定物权”的原则，因此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它是“法定的”，能够完全、充分、畅通地进入流转市场，这符合我国当前“土改”的根本目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是要实现“双赢”的结果，既能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又能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显然，永久租赁权可以承担这一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