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的频繁更迭，无法形成土地的大面积集中。葛剑雄先生的研究表明，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81年。

尽管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政府都不曾认真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一切听其自然，在农村中，有较高的生产力或善于经营的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变成当地的富农和地主。然而，朝代的频繁更迭，无法形成土地的大面积集中。葛剑雄先生的研究表明，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81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950年。这950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统一与分裂》第二章)在每个朝代初期，土地往往重新分配，譬如前文表1，通过计算我发现，顺治八年(1651年)的基尼系数为0.006，土地分配近乎绝对平均。这样的周而复始，土地从平均分配到集中，再回复到平均分配的状态，如此循环，至今尚未打破。

更可怕的是，为了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政府垄断食盐等高利润的行业，而打击民间商人，于是每个朝代都重农抑商。当然，所谓的重农，无非是让百姓附着在农地上，不去从事经商等活动。不幸的是，农业生产部门是风险小而报偿率低的部门，熊彼特(JosephA.Schmpeter)所说的那种企业家精神在这里能够发挥功能的空间很有限。所以，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工业革命，一直维持于农业社会。

相比较而言，1950年日本推行了土地改革，1953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完成了全岛的土地改革。这两个地区中，地主的土地都被分给自耕农，此后的农田买卖都有新立法的限制，农村中土地投资的大门从此被关闭，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被迫转移到城市的工商业中去，这些原来的地主摇身一变而为成功的城市新兴工业的企业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约有20~30年，日本与台湾的经济增长率持续高达10%。这些并非偶然，农村中富有企业精神的人士完全被集中投放于更适合的部门，是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