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犯的犯罪既遂的标准是什么？-法师兄

行为犯的既遂，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成立既遂形态。我国刑法只规定有少数复杂危害行为的行为犯，而且复杂危害行为基本上是由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组成。一般来说，这类行为犯的既遂应以复杂危害行为均已实行为标志。如果行为人只是实行了手段行为，而尚未着手于目的行为，就不能认为是最充分地实现犯罪的构成要件件。以行为的实行或者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准,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行为,不论是否发生了犯罪结果,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犯罪既遂。这类犯罪,大都是造成非物质性的,无形的损害结果的犯罪。例如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捏造犯罪事实,向司法机关作虚假告发的行为,不管被诬告者是否受到刑事追究,都构成诬告陷害罪的既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答

中国刑法学界主要是在司法领域里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1)犯罪目的实现说。认为犯罪既遂是指“实施终了的犯罪行为，达到了...

答

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已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犯罪达到既遂状态有几种表现形式： (1)行为犯，实施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即为犯罪既遂。如诬告陷害罪，以行为人捏造了他人的犯罪事实，向有关机关进行诬告为既遂。至于被诬陷入是否因此受到刑事处罚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而只是加重处罚的条件。（2)结果犯，不仅实施了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而且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如杀人罪、伤害罪、抢劫罪、盗窃罪等。 (3)危险犯，实施了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造成足以发生某种严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而实际的危害结果即使尚未发生也为既遂。如中国《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放火行为，即为犯罪既遂。 (4)持续犯，又称“继续犯”。指实施犯罪行为后，其行为和违法状态尚在延续之中的犯罪。如非法拘禁罪，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其拘禁行为和被害人被拘禁状态必须呈延续状态。

不属于。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基本形式，学术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争议。司法上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犯罪构成要素齐全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要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理论为确立犯罪既遂形式的标准。犯罪目的是犯罪构成主观要件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合理认定犯罪、正确适用刑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刑法第二十二条　为犯罪做准备，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犯罪准备。　对预备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犯罪既未遂的标准，有众所周知的有“目的说”、“结果说”、“构成要件齐备说”的争论，客观地说，刑法中有不少犯罪的设置是以法定结果发生为既遂标志的，例如，在犯罪样态中划分出的结果犯，就是以法定结果的发生为既遂标志的。至于“目的说”，我认为，在我国主要是基于刑法第23条犯罪未遂规定的“未得逞”文义的反义词“得逞”是主观感受之意而来的，[20]即使对刑法中个罪的“法定目的犯”诠释中，也未见学者主张以“目的”实现为既遂的观点。“目的说”的观点在诠释中往往以“希望的物质性结果”或者“希望的法定结果”来限制“目的”的内容，[21]以避免将行为人个人“目的”实现与否来认定是否“得逞”有过于宽泛之嫌的缺陷。这样做的结果，“目的说”实际上成为诠释“结果说”的另一个注脚而已，本身的价值已经体现不出来了。此外，“目的说”在论证过程中也有存在偷换概念之嫌，最为明显的是将行为人个体的主观感受—是否如愿，作为判断的“得逞与否”依据，完全忘记了原设定的“目的”内容范围的限制。[22]我个人仍然认为，在承认可以对犯罪样态做出“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等分类的前提下，“构成要件齐备说”是一个比较合理解决既未遂标准的理论。[23]在共识运输毒品罪为(狭义)行为犯的前提下，学界目前对运输毒品罪在主张有既未遂的观点中，主要有三种不同认识，一是主张以“起运说”为代表，即以行为人起运毒品即视为犯罪既遂;[24]二是以“到达目的地说”为代表，即以毒品运输到达所指定的地点为既遂的标准;[25]第三种则主张以狭义行为犯的“过程”以“合理位移”为认定标准，所谓“合理位移”则要根据个案中运输工具的特点、运输距离的远近、运输毒品数量的多少来加以认定。[26]此外，还有主张以“人”、“物”是否分离分别具体采“起运说”或者“到达目的地说”，“人”与“物”分离运输的采“到达目的地说”，反之，采“起运说”为既遂标准。[27]按照“起运说”的认识，虽然看上去是在论证有既未遂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将该罪视为举动犯，在基本前提上已经否定了运输毒品罪有未遂的问题，所以该说本质上是一种否定的认识。至于“到达目的地说”，在司法实务中难于用证据固定“何地”是“目的地”而缺乏可操作性。至于“合理位移说”虽然是意图在依据一定的“合理”因素来补充运输行为实行程度，但是，所谓的“合理”因素，事实上是不合理的。很明确地是，在认定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时，是否利用交通工具、毒品的品种、数量，采取何种方式、方法运输、距离等等，都不是认定的依据。那么，能否将上述因素视为“合理位移”判断是否“合理”的依据例如，能否因毒品的数量少而认为未遂能否因运输毒品的工具不够“现代化”而认为未遂等等。这种门槛的限制，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运输本意上是指以恰当方法实现人或者物在空间上的流动的一种活动，在司法实务中，如何认识这种活动是否“运输”，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现在只能是由司法人员自由心证来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在共识运输毒品罪为行为犯的前提下，运输毒品行为实行的程度，只能依赖于司法人员依据个案的具体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作出符合社会常理的判断，并逐渐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得出如同对强奸罪中针对妇女采取“插入说”，对幼女采取“接触说”作为既遂标准一样的标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