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少适用死刑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师兄

什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少适用死刑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2-03-1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也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据此，总结我国一贯坚持的既保留死刑，又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做法，经与中央政法委一道同各有关方面反复研究，拟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一是，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经与各有关方面研究，拟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我国现有适用死刑的罪名55个，取消这9个后尚有46个)。(修正案草案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一些严重犯罪稳中有降。实践表明，取消13个罪名的死刑，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面对减少死刑罪名反应正面。这次准备取消死刑的9个罪名，在实践中较少适用死刑，取消后最高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对相关犯罪在取消死刑后通过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严厉惩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力度不减，以确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此外，上述犯罪取消死刑后，如出现情节特别恶劣，符合数罪并罚或者其他有关犯罪规定的，还可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二是，进一步提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刑法第五十条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拟将上述规定修改为：对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修正案草案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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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校园欺凌并无明显的界定,更多的是将欺凌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侮辱或寻衅滋事,对欺凌者的处罚也是比照这些标准来定罪量刑。②在现实中,欺凌行为可能不符合某罪的立诉标准,但确实给受害者造成了某罪所表现的伤害。这导致在没有法律的支撑下,容易出现公安机关难以立案、检察机关困于起诉、审判机关倚轻裁判的局面。是否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最高检今天终于表态：将深入研究思考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在最高检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有观点认为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作出回应称，单纯运用刑罚手段不能彻底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目前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需要进行大量论证和研究，最高检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为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参考依据。史卫忠说，近年来，以同学间欺凌弱小和敲诈勒索为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件呈上升趋势。校园暴力犯罪往往团伙性较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作案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此外，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案件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让人非常痛心。刑罚只是手段，难以包治百病史卫忠表示，实践证明，单纯靠刑罚惩罚的办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因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尤其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导致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继而伤害他人的因素很多。可以说，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是社会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下，刑罚只是犯罪治理的一种手段，难以包治百病，社会问题还需综合施策。从目前的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青春期是一个人处于极易越轨的“危机期”，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自控能力不足的缺陷可能会得到自愈。在此期间，应当通过增强预防与控制手段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负面因素，净化社会环境。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如果只强调一味打击，会将涉罪未成年人推向社会对立面，丧失教育、感化、挽救的良机。3不能纵容，加强管护矫治对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比如杀人、抢劫案件，检察机关要坚持宽容不纵容，关爱又严管原则。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并非否定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制裁，而是强调刑罚手段的最后性与可替代性。适当运用刑罚手段，并不违背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惩罚也是为了教育。对实施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要依法惩处;一方面不能纵容，要打击，另外一方面，检察机关还要对于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无法予以刑事处罚的，要督促或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管护矫治。最高检去年出台的《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要求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已经涉嫌犯罪但因年龄问题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有个规定，要求“与公安机关以及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组织等加强协调、配合，通过加强管教、社会观护等措施，预防再犯罪”。同时，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对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要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监管。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史卫忠说：“基于国情的差异，各国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目前我国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我觉得应当经过大量的实务论证和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将结合办案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为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提供参考依据。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人采取了慎重的入罪原则。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我国《刑法》也规定:14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14周岁至16周岁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对犯罪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原则上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且在现行的法律中,并无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设立罪名,更无处罚标准可言。“未成年”甚至成为某些人肆意侵犯他人权益、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护身符”。不仅如此,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侮辱、轻伤害等暴力行为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而受欺凌的学生或家长往往无意识或并不打算追究施害者的刑事责任,导致欺凌者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变本加厉。现实的校园欺凌窘境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过于宽松的未成年人法律政策和被动的监督机制,是否能够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味的要求加重刑罚,其实并无太多积极意义,反而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法律之外的那些监管。社会、特别是家庭应该对未成年人犯罪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学生的德育素质和心理辅导的缺失让校园欺凌变成普通平常的“打打闹闹”;现今社会的暴力美学无疑也对未成年人行为产生着影响;偏激或宠溺的家庭教育更是让未成年人的心理缺陷发展为欺凌、暴力事件的主因。校园孕育着社会的未来,孩子更是祖国的希望。一颗颗未来之星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社会、国家的诸多关注,这种关注,应该超出政策、口号、原则的范围,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有着明确的操作空间。否则,校园欺凌将呈现日益高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