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渊源即宪法的表现形式-法师兄

宪法的渊源主要有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A项，一国的宪法究竟采取哪些渊源形式，由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状况等综合因素决定。B项，宪法惯例是指宪法条文无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存在，并为国家机关、政党及公众所普遍遵循，且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的习惯或传统。C项，宪法性法律是指一国宪法的基本内容不是统一规定在一部法律文书之中，而是由多部法律文书表现出来的宪法。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指在不成文宪法国家中，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不采用宪法典的形式，而由多部单行法律文书予以规定的法律；二是指在成文宪法国家中，由国家立法机关为实施宪法而制定的有关规定宪法内容的法律。宪法性法律并不是专门为了宪法的实施而制定、调整宪法关系的法律。D项，宪法判倒是指宪法条文无明文规定，而由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具有实质性宪法效力的判例。宪法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宪法渊源中占有重要地位。

答

是的，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共制定了一部临时宪法并颁布了四部宪法典，...

答

宪法规范表现形式其实就是宪法的渊源。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等；以统一的法典形式表现出来...

法原则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宪法规范的效力相关联而又不可等同。若从形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宪法，那么宪法的效力就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法律解释主义的问题，而宪法原则的效力证立除了也需要这种经验主义的论证和法条主义的阐明外，它更属于“一个宪法哲学命题，是宪法法理学研究的对象，必须自觉地与注释性的宪法学保持相当的距离。事实上宪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形式宪法的范围，涉及宪法的概念和本质的界定、宪法的目的性或工具性、宪法的自然法背景，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宪法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良宪之治即宪政如何可能等重大的哲学问题。……”[1]要识别宪法原则的效力与宪法规则效力的不同，首先必须弄清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差异。从一种关系的视角来看，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则其实是宪法规范的两种不同表现状态。“认为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在内，或者提出原则与规则是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的划分，这是西方学者首次阐明的。”[2]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关注到并接受了宪法规范应有内部不同逻辑层次划分的理论。有的学者主张宪法规范主要由宪法制定规范、宪法核、宪法修改规范与宪法律组成，不同规范之间形成不同的等级系列，即在宪法规范内部亦存在上位规范和下位规范的关系。[3]一般而言，较之于宪法规则，宪法原则具有初始性、本原性、稳当性、抽象性等特点。具体而言之，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又有以下不同点：第一，宪法规则注重宪事行为和宪法事件的共性，其内容具体明确，目的乃是为宪法的实施提供具体的基准，以消除司宪和行宪的任意性，从而维护宪法的权威，保持法治的统一性。与此相反，宪法原则除了要具备宪法规则关注事件或行为共性的特征外，尤其要关注事件和行为的个性，并尽可能型构模糊性的制度空间，以弥补法律规则和社会现实的缝隙，满足法治国家对法律支配社会的普遍性要求。“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样一种目标可能永远不可以靠规则来实现，但可以靠原则来织就。第二、宪法规则由于本身内容的具体明确和规则指向的特定性，因而其适用范围偏狭。但宪法原则作为一种经验抽象和价值预设，它要贯彻于整个立宪、行宪和司宪、护宪的全过程，并统摄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两大规范体系，因而其适用范围要比宪法规则宽广得多。第三、在宪政实践中经常产生宪事关系中的原则与规则竟合问题，因而产生宪法适用中规则与原则的选择优位问题。既往很多学者基于对原则的价值预设和宪法规范内部要素的逻辑排序，都主张宪法原则要优先适用于宪法规则。但宪政和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首要地必须摆脱不确定和不安宁对秩序的威胁，而规则的稳定性适用正好是满足这一追求的最关键性因素。在立法已成为多元利益博弈的结果，立法的民主化已完成法律正当性表达情况下，法律的适用不应该舍弃明确的规则而另外追求原则涵蕴的价值。而且根据美国学者德沃金的研析，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适用进路是颇不相同的：法律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在个案当中，即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或者该规则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而法律原则的适用则不同，它不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应用于个案当中，因为不同的原则是有不同强度的，而且这些不同强度的原则甚至冲突的原则都可能存在于一部法律之中。[4]换言之，宪法规则本身是一种或多种宪法原则所体现的宪政价值的辐射，优先适用宪法规则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原则的贬损。即便是在某一具体的宪事关系中发生了特定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冲突，而导致优先适用了宪法规则。但因为宪法原则的相互关联性，该宪法规则背后的其他宪法原则价值实现之时，也使被排斥的宪法原则得到了另外一种意义实现。宪法原则的效力指涉三个层面：宪法原则效力的纬度，指宪法原则的效力空间范围；宪法原则效力的向度，指宪法原则的拘束对象和作用领域；宪法原则的权威，指宪法原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宪法作为公法而在国家公域发生效力，是近现代法治的基本要义所在，正如著名学者夏勇所言：“法治既是一个公法问题，也是一个私法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5]所以宪法原则规范直接对公权行为和公域立法产生拘束力，具有理论上的该当性和事实上的证成性。不过由于法治对形式主义的追求和法治本身体系化的需要，宪法原则规范应该尽量通过公权立法具体化的路径来贯彻实施。宪法原则规范能否直接对社会私域立法产生效力在学界却存有分歧。因为宪法具有根本法、高级法的属性，所以推论宪法原则当然对社会私域产生法律效力。其理据为：第一，从法的发生时态而言，私域法制发生在公域法制之前，民法产生于宪法之前。虽然近代成文宪法出现后为了保持法制的统一，而有将万法归宗于宪法之势，但因为宪法和民法所调整的领域并非完全叠合，所以宪法原则不能完全覆盖民法领域[6]。第二，宪法乃公法的身份性，决定了即便是宪法原则也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比如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是具有共识性的宪法原则。它有关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的规定在公权领域都是强行性的、刚性的。所有公权组织都要遵守授权有据、禁止有据的准则，不得超越法定权限的范围，也不得悖于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之规定，而自行决定机关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权限。但民事法人的组织和权限通常是由自治性原则决定的。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宪法上权力分立原则的存在而要求所有的民事法人一律采用股份制的治理结构。

依法治国，前提是宪法教育。宪法教育是加强宪法意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宪法教育并不是要从形式上强调宪法如何重要，也不是但凡每一个活动都要生硬地和宪法扯上关系，而是要认识到一个国家公民的法律素养需要从小培养，从小就把对法律的信仰融入生活、融入学习。如果公民不了解、不熟悉宪法，怎么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强对学生的宪法教育，意义不言而喻。中小学是进行宪法教育的最佳场所，中小学阶段是青少年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佳时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在法治教育中，应将宪法教育和其他部门法教育有所侧重，分清主次关系和轻重，突出宪法教育。对中小学生而言，要求掌握宪法知识，建立宪法信仰，为最终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公民的宪法意识，这是培养社会合格公民的重要一步，对于国家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狭义的宪法修改方式主要包括：（1）全面修改。即在原有宪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更新。这种修改不同于宪法的重新制定，它在不改变原有宪法的根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于宪法的其他内容进行较大的调整和更新。宪法的全面修改不能过于频繁，否则不利于宪法基本价值的保障。（2）部分修改。即通过宪法修正案或修宪决议的方式对宪法的部分条款进行的修改。宪法修正案是部分修改的主要方式，它是指在不触动宪法原文的情况下，将以特定程序通过的修改内容按前后顺序以条纹形式附于原文之后，作为宪法的当然组成部分。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具有独特的优点，首先，它能够及时、灵活、简便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且可以反映宪法内容变化的轨迹。其次，它能够保证宪法的相对稳定性，从而有利于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不足之处在于，新旧条文混杂，使宪法在结构上显得散乱欠严谨，不利于普通公民了解和掌握宪法的内容。特别是在我国，宪法观念与宪法意识尚未深入人心，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不利于宪法宣传。广义的宪法修改方式主要包括：（1）立法修改。这是一种间接的、特殊的修宪方式，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专门的法律决定或者在有关的法律中对宪法的原有规定作修改补充，但不改动宪法原文.（2）无形修改。是指非正式的、不变动宪法文字而实际上变更宪法内容的方式。这主要是指成文宪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又不能或不希望修改宪法的情况下，通过宪法解释或者宪法惯例等方式，实际上改变了宪法的内容。在我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中对国家制度做的政策调整所涉及宪法内容的变更，实际上也可视为无形修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