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药罪辩护词缓刑-法师兄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三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刑法》第150条的规定，单位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法定刑处罚。缓刑不适用情况侵犯知识产权犯罪4种情形一般不适用缓刑 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新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适用缓刑情形予以规范，以列举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四种情形一般不适用缓刑。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但是，司法解释同时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不具有悔罪表现的;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刑法修正案八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缓刑，全称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执行所判处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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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假药比销售劣药的性质更加严重！而且，最近国家又对有关食品、药品的问题特别关注。今年3.15就特别点了药品方面的“康诺邦等公司幼儿鱼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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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题。可写"关于×××(人)××××案的辩护词"。 (二)前言交代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同时简要说明辩护人事前进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阅案卷...

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的区别界限：犯罪对象不同：一个是假药，一个是劣药。犯罪形态不同：生产、销售假药罪是行为犯，而生产、销售劣药罪是实害犯，即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方构成犯罪。划清生产、销售假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关键是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是否足以产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果。实践中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判断，一般来说应依赖于对假药这种物质和他人使用假药的可能性的事实判断。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黑龙江XX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姜某的委托，指派我及李XX律师作为上诉人姜某的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经查阅全案卷宗、多次会见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姜某犯有生产假药罪的罪名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姜某参与犯罪的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量刑过重，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姜某主观恶性不深，参与犯罪的程度较轻，一审法院对上述诸多酌定从轻情节未予认定，量刑违背了罪责性相适应原则被告人姜某从未有过制售假药的故意，是出于打工赚钱的目的，很懵懂的成了犯罪的帮凶，起初对李静制售假药并不知情，正如一审查明的那样，其装一整天药盒仅活得200元的报酬，已略低于正常打工的劳动报酬，姜某并不追求额外的非法利益，可见，其主观上并无犯罪的故意，其始终对制售的是否为假药，并不确定，可见其主管恶性不深，整个犯罪环节从策划、购买原料、打码、装盒、销售等至少五个环节，姜某仅受雇完成一个无关紧要的环节，参与犯罪的程度较轻，只起到次要的辅助的作用，情节是轻微的，一审也因此将其认定为从犯，同时，上诉人姜某系初犯、偶犯，因临时受雇于假药制售人才侮辱犯罪歧途，主观恶性不深、犯罪情节轻微，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涉案假药无有毒有害成分，且未流入市场，没有危害到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应区别于其他流入市场，造成人身伤害的假药，一审法院在量刑方面并未考虑上述从轻情节，对被告人的量刑奇重。然而，在量刑上却等同于共同犯罪，按从犯标准对姜某进行量刑，完全忽略了姜某的法定及酌定从轻情节，这相当于对姜某加重了处罚，严重违背我国《刑法》罪责性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及《黑龙江量刑指导意见》的基本规定。2、一审法院未认定假药成分及对人体无危害性的客观事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是否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假药”“劣药”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根据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可以委托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本案委托哈尔滨市药品监管部门未对药品含量及是否能对人体造成伤害进行鉴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假药与不会造成伤害的假药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后果是不同的，一审的量刑没有考虑无危害后果这一从轻情形。3、哈尔滨市松北区价格认定中心价格《鉴定结论书》不能作为确定药品价值法律依据哈尔滨市松北区价格认定中心确定涉案药品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首先，药品无药物含量，以包装上的药品名称市场价格确定其价值不客观，其次，有部分药品未装盒，不应认定成品价值。最后，药品并未出售，不能确定真实价值;且《价格鉴定结论书》未送达上诉人，剥夺了上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所确认的犯罪数额过高，加重了对上诉人的处罚。4、上诉人姜某不应承担全部涉案金额上诉人姜某仅参与了300多盒波利维假药的装盒工作，并没有将立普妥假药装盒，有李静独立完成立普妥假药的装盒，且上诉人只生产一天，被告人李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一审庭审时的供述，均印证了上诉人姜某供述的真实性，上诉人姜某的犯罪数额应以其参与装盒的300多盒波立维的价值确定，然而，一审法院在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将全部药品均认定为姜某与主犯共同生产，全部价值均认定为姜某的犯罪数额，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背离了《刑法》罪责性相适应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从新认定上诉人的犯罪数额。5、本案应以“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法律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二被告实施犯罪行为在该司法解释颁布之前，而之前一直适用的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应适用本案，依据该解释的规定，不应以价格确定情节是否特别严重，而就姜某的犯罪程度而言，也并不属于特别严重的情节，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适用原则，一审法院应适用2009年5月的司法解释，做出更有利于上诉人姜某的判决。我们也找到了大量的相似案例，均未依照2004年的司法解释进行判决。稍后会同辩护意见一并递交法庭。6、一审未认定上诉人姜某的酌定从轻情节刑罚的目的是教育挽救，罪责性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罚的基本原则，罪不至重罚的不应重罚，“重刑主义”时代在我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一审法院在查清主犯与从犯在犯罪中所起到作用后，做出的量刑却是主犯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从犯姜某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更离谱的是从犯的罚金50万元，姜某每天获得的报酬仅200元，其所装药盒的价值不足涉案总价值的一半，罚金50万元有何事实依据和法理依据，我们没有在一审判决的论述中看到?!请求法庭本着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法律，并充分考虑本案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被告人姜某为从犯、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等法定及酌定从轻情节，撤销一审理判决，本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依法改判。给无意中触犯法律的上诉人姜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请求二审认定其酌定从轻情节，减轻其刑期。辩护人：年月日在生活中，不管是发现了生产还是销售假药的行为，都是可以向当地相应的司法机关起诉的。检察院在受理案件之后，为了能够更快的掌握关于销售假药案件的相关证据，会要求案件的被告书写辩护词，然后法院就会安排销售假药的主体会原告进行当庭辩护。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被告人陈x林的委托并经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被告人陈x林的一审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多次会见过被告人，详细阅读了本案的卷宗，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x林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x林犯销售假药罪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一、关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1、本案应当认定为法人犯罪。这表现在被告人陈x林就职的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这是其一;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并非都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是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为目的，相反，其销售的大部分产品还是合法产品，这是其二;被告人等人销售的所有产品均以xx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所产生的利润也是归公司所有，这是其三。基于上述三点理由，本案应当认定为法人犯罪。 2、被告人陈x林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其地位和作用显著轻于其他的同案人。我国刑法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从犯。因此在量刑时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陈x林减轻处罚。 (1)被告人陈x林共同犯罪中犯罪的参与程度不深。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中，陈x林只是负责技术支持和产品宣传，并不负责进货和销售，也不负责销售的培训。陈x林本人的口供以及法庭的庭审调查查明的事实均充分证明他并不知道公司的仓库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公司如何进货，既没有见过公司的账本也没有见过公司销售的产品。本案的同案人郑x也证明:陈x林并不负责整个生产和销售假药的运作，也不负责员工的产品销售工作，也不负责网络销售，只是负责技术支持和产品宣传。她还证明陈x林不知道他们还有白云的加工点以及番禺区的销售点。因此陈x林与其他的同案人相比，其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的程度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