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小岗村推动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合作经济、创新乡村治理模式等改革新试验的启动和深化，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开放型新农村的小岗村。正是这些新探索、新转变，让小岗村在近两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由3000多元上升至6000多元，摆脱了二十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状况。今天，小岗村一系列新的改革试验，也再次吸引了关心中国农村问题的众多专家学者的目光。他们都不约而同把“中国改革第一村”作为中国传统农区的缩影，试图从中寻求破解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答案。■试验1600亩土地租给经营户只要坚持土地的最终承包权不变和群众自愿原则，农民就拥护流转。现在愿意转让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规模经营者。65岁的老农严金昌如今成了一个现代养殖场的饲养管理者。作为当年秘密在“分田到户”协议上摁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他和几户农民一起，又把自己当年冒着坐牢风险分到自家的田地租了出去，交由上海一家养殖公司发展种猪扩繁基地。因为养殖经验丰富、具有一定号召力，严金昌被提升为这个占地200多亩的现代养殖场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农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则接受了这家公司的反聘，成为企业员工，每人每月领取800元左右的工资。严金昌告诉记者，“工资、每亩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终一定量的分红，一年到头少说也有两万多元收入，这可比种地划算得多。粮食种得再好，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也超不过500元。”这位30年前领头实行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老农现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倡导者。村口门楼的对面，是小岗村另一个经土地流转而兴起的现代农业园———180多亩的葡萄种植园。“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是这里的主人。据他说，“每亩葡萄的效益是种粮的10倍。通过土地租赁和串换，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虫和管理，还能获得明显的规模效益。”据了解，除了集体统一组织外，小岗村更多的承包地是农户通过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等多种方式自己实现流转的。目前，全村1800亩耕地已有600余亩实现流转，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及双孢菇产业等，每亩土地收益上升了5倍、10倍，甚至20倍。严德友说，这个趋势还在扩大，只要坚持土地的最终承包权不变和群众自愿原则，农民就拥护流转。现在愿意转让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实力又有能力的规模经营者。当年大包干主要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担心，眼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规范的情况下形成的。他认为，在新的起点上，需要尽快完善相应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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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客观真实性，这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能证明案件真实存在的、不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事实。 第二，证据的关联性，这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它必须是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从而能够说明案件事实。 第三，证据的合法性，这是指证据必须由当事人按照法定程序提供，或由法定机关、法定人员按照法定的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一方面是说要对违反行政管理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也要教育他们自觉遵守法律，行政处罚主要是通过对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惩罚，从而对其本人及其他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威慑作用，抑制并预防将来可能的对行政管理秩序的侵害。所以处罚本身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作用，一是通过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实施处罚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使其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做到以后不再违法，以达到教育目的；二是通过实施行政处罚，以国家强制力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对其他行政相对人起到警戒作用，使其悬崖勒马，自觉守法，从而收到预防教育的效果。但是，教育须以处罚为后盾，教育代替不了处罚，对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人在给予处罚时予以帮助，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制止、预防违法行为侵害社会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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