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所有制企业权力的界限和自负盈亏问题怎么看？

在扩权试点和推行工业经济责任制中，采取的形式之一，就是对大中型国营工交企业实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共有200多个企业搞“自负盈亏”试点。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能否扩大到自负盈亏的程度，实际经济部门和经济理论界一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自负盈亏是企业扩权和经济责任制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实行自负盈亏，如果实行了，就意味着所有制关系的倒退。经过近三年改革试点的实践，现在应当怎样看待全民所有制能否实行自负盈亏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1.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能实行自负盈亏，绝不是简单的利改税问题，而是涉及到一系列基本经济权力、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问题、既然你要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你同时就得承认它有权想方设法增盈避亏。从“负盈”来说，企业为了更多的增加盈利，除了要改善经营管理，搞好技术改造和加强经济核算外，还需要拥有下列各项权利：第一，为了保本和维持简单再生产，企业应有权支配全部折旧基金，更新固定资产;第二，为了把自己掌握的资金投放在最有利的产品的生产上，企业应有权决定生产方向和实行转产;第三，为了增加盈利，避免积压和亏损，企业应有权决定产品的价格，短线产品可以提价，长线产品可以降价;第四，企业对自己生产经营的总成果——剩余产品，有分配或处置之权，这里又涉及到进行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权利和提高本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工资收入的权利;等等。从“负亏”来说，企业负有重大的经济责任：第一，在企业经营出现微利和保本的情况下，仍需按照经济法令规定的税种和税率缴纳税款，这必然要影响到职工福利和奖金的减少;第二，在企业经营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不仅会影响到职工的福利和奖金，甚至连基本工资也可能发不出来;第三，如果发生资金亏损、企业倒闭的情况，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领导人)还要负经济的乃至法律的责任;等等。要是脱离上述基本经济权力、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的合理确定，要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目前扩权试点的“自负盈亏”，实际上是利润分成的一种形式。实行“自负盈亏”试点的企业与其他实行利润分成的企业，主要区别在于把上缴利润改为上缴所得税，而在基本经济权力和经济责任上，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以谈不上自负盈亏。首先，当前搞“自负盈亏”试点的企业，一般都是供产销条件好、税利都缴得起的盈利企业。并且在确定所得税和调节税税率的时候，实际上是保了这类企业实行利润提成时的既得利益。据调查，某轻机公司，1979年1—7月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11%;1980年实行“自负盈亏”试点后，1—7月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16。5%。再如有一个省的五户企业，1979年1—7月留利占利润总额的13。5%;1980年实行自负盈亏后，1—7月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上升到23。5%。因此这些搞“自负盈亏”试点企业，一般地说，只存在盈利问题，不存在亏损问题。 其次，实行“自负盈亏”试点企业所分得的利润，尽管比实行其他利润留成形式的企业的所得比重要大一些，但总的说，相差不很大;企业实现的利润，也是绝大部分或大部分，上缴国家财政。这就是说，企业对于自己创造的剩余产品，能够支配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职工生活的部分是很有限的。还有，当前有些实行“自负盈亏”试点企业不仅在支配剩余产品、搞扩大再生产方面的权力是有限的;而且连保本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权力也没完全拿到。这些企业对自己的折旧基金所能支配的也只有70%，其余部分由国家和地方调济使用;并且现行折旧率很低，还有相当部分的折旧基金以利润或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再次，从当前外部经济条件来看，企业也不可能实行自负盈亏。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不仅仅与本企业的职工劳动有关;物价的高低，税制的情况，国家投资的多少，自然资源的好坏，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在物价、税制不合理现象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如果有的试点企业真的发生亏损了，企业也无法完全负担亏损的责任。总之，当前实行“自负盈亏”试点的企业，实质上不是自负盈亏，最多可算做“盈亏责任制”。 3.在当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扩权试点中，应当用“以税代利”的提法取代“自负盈亏”的提法。既然实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试点的企业，实质上不是“自负盈亏”，而是利润分成的一种形式。所以，我认为，在实行这种试点的企业，应取消“自负盈亏”的提法，称做“以税代利”就可以了，这样才是名副其实。如果经济政策中使用的范畴、概念，名不副实，仅仅是使起来简便，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做不到，那对经济发展不仅无利，反而有害。在当前经济条件下，有的实行“自负盈亏”试点企业的盈利率偏高，可能主要是由于价格偏高等外部原因造成的，企业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但企业仍然会认为，不是说实行“自负盈亏”吗，多收了，就应该多分多得。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有的个别试点企业真的发生严重亏损了，尽管说是“自负盈亏”，但企业也无法完全承担亏损的责任，最后还得国家兜着。可见，当前实际上不是“自负盈亏”，你硬说它是“自负盈亏”，这种名不副实的做法，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4.今后全民所有制企业扩权，能否扩大到“自负盈亏”的程度，这有待于体制改革进一步实践来证明。比如，使用企业折旧基金、更新固定资产的权力，是完全给企业好呢?还是大部分给企业，国家掌握一部分调济使用，作为实现综合平衡的一种手段好呢?再如，企业要不要拥有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权力?现在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应当完全交给企业。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证明，这种办法虽然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但在生产建设上容易产生盲目性，不利于国家进行综合平衡。另一种意见认为，企业只要拥有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权力就可以了，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权力，应完全由国家掌握。国内外实践也证明，这种办法，既不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也容易造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引起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第三种意见认为，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权力，主要部分归国家，同时企业也应掌握一部分，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实现综合平衡，也有利于调动企业在生产建设上的积极性。我们认为，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然而，在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问题上，划分国家权力和企业权力的合理界限在哪里呢，这更需要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实践来回答。还有企业生产方向和产品价格制订权，如果完全放给企业，必然造成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比例失调;如果完全由国家掌握，不利于搞活经济和实现产需结合。在这些方面，国家与企业权力的合理界限，也需要实践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