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一直广受公众关注，仝案不仅引出伦理道德的争议，还逼问是否存在人体器官商业买卖的链条? 在我国，医疗机构可使用的人体器官远远不能满足临床的需求。2005年5月，《法制日报》一篇报道说，目前我国每年进行肾移植约3000余例，而需求者却达30余万人;500万盲人中有近3万人需要做角膜 对器官移植来说，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捐献者自愿，二是确认捐献者死亡。今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条例在这两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界定。 条例在捐赠者自愿上是这样规定的：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应当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 在确认捐献者死亡上条例规定，摘取尸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捐献人的死亡判定。 那么在仝案中，医生们是否看到法定机构判定仝某已经死亡的证明?是否看到仝某本人的捐赠志愿书?医生摘取器官是简单的治病救人还是背后存在贩卖人体器官的团伙?既然医生没有法律责任，为何要送给仝家6.5万元补偿费?难道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器官移植是一项风险大费用高的手术，以换肾为例，每例手术病人大约要为此支付30万元甚至更高费用。知情人说，在这起案件中，陈某并不需要人体器官，医生蒋继贫的病人需要肾源，为何北京医生李国勋也参与此事?事后陈某统一付款1.5万元给王某，几个医生在这起案件中到底是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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