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不安全的事件的出现，均是思想和行为的不协调和不统一所导致。在安全生产的预防中，我们所应注意的就应该是自己思想上的预防，自已思想上不发生质的改变和引起切实的重视，那么，所有的自认为不会发生问题的思想都是对自己过于自负的助长。相伴而来的就是难于预料的安全事件的发生。

责任心是不是到位，安全思想是不是已经加强，在很多事故的发生中这其中占有非常大的因素。那种盲目乐观、姑息迁就、侥幸自负的心理一直不愿意改变。有多少从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在好多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存在的不安全的因素，也不愿意主动进行有效的改正，一旦不安全事件的出现就会变得束手无策。到那时再找客观理由就变得非常地无力。说一千，道一万，还不如自己按照规定亲身到现场仔仔细细地看看设备，切实掌握设备的运行工况，比说任何保证设备安全运行的话来得更直接、更有效些。

在安全生产的问题上，只要是达到了安全思想和安全行为的和谐统一，那么，安全的保证就成其为事实上的安全。冠冕堂皇的语言保证和动感的外在宣传，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安全行为就发生了质的改变。这还需要制度的约束和思想上质的提高。这是两个分别独立而又统一的问题。在认识制度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不应只停留在对自己放松或是宽于自己的方面，更应该看重那些赋于自己责任和义务的东西上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也只有这样，安全的行为才能顺从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的生活以及生产过程中，我们所注重的安全，在事实上并没有在实质上发生真正的改变，所以，不安全的行为屡禁不止，不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因为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那些意料之中而又意料之外的客观因素就非所夷思地涌现。

建立一种文化，就是建立一种思想。安全文化的建立，就应该建立实质上的安全思想。但在我们的整个实际安全生产中，这种安全文化的建立只停留在一种表面的或是形式的层面上，应用在实际的事件中，在不同层次的或是不同地域的利益的诱导中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异。标牌的、口上的、纸上的，在实际活动中却出现了实质性的差距。在这种背离和差距中，不安全的事件就非常自然地不间断出现。

建立文化也就确立思想。有了思想的确立，那么，相应而生的办法就十分有效。到如今，我们有种类繁多的制度，内容繁杂的规定，还有规范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安全生产法律和条例、规定。在这些安全思想的指导下，那安全行为就应该不会存在什么恶劣的状况了吧？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并不是那么回事。那种自以为是的思想意识和不良的行为习惯在有意无意地排斥着规范的、科学的操作技术和操作规定，总在相悖中寻求自我异样的心理安慰，不能更改的安全事故当然就应运而生。

其实，安全思想和独立的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一样，无论情势怎样变化，也无论情势有多么复杂，在根本上确立的独立人格思想是很难受到外在情势的修改。在整个安全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培育每个人的安全意识，就应该如同培育人的独立人格那样培育各人的安全人格。在独具个性的安全人格中形成的安全思想所支配下的安全行为，我们不难想象那样的安全氛围有多宽松。

在大多情况下我们着重强调的都是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安全制度和安全措施的实施有多艰难，相反，我们忽视了对人的安全主观能动性的挖掘。正因为这种忽视，我们走进了另外两个空间。要么过多地施加压力，要么偏重客观原因的再分析。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谋求事故后的开脱，就为我们形成了客观上的安全行为和安全意识。那也是一种安全思想，也就是实际运用中的既可肯定又能无情否定的安全思想。

安全法律是不可否定的。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已是定律。在这种权威性的确立之中，所谓人性化的理念在另外一个空间成长。因为它的成长也同时培植起人情化的量化思想，从某个角度来说，那也是人性化和人情化的传统风格的继续。要说在执行上有什么法理上的违背，就很难言语出法的概念。在一种偏差的另外一个方面就难免会出现相距甚远的理解，随之而来的行为表现就是那么简单。

安全人格的培育和树立就完完全全地可以剔除所有能够出现或者会产生的那些随之量化的不安全结果因素。在我们所有的安全活动中开展的行为方法就不可能流于形式，在认识上也就不会停留在表面的意思理解上。相反，由于人格力量的作用，那种潜意识的个性思维会完全支配每个人的能动性。在个性思维的支配中，那些行为的体现并不需要过多外在力的改变，自觉行为已占有了整个主体。同时，单个主体又会起到辐射的作用，从点影响到整个面，且带动整个面的主观能动。这样的安全行为和安全环境还需要借助外力的推动吗？

安全人格的培植和树立，在我们的安全生产活动中应该是首要的任务。任何安全技能的保障和规程、制度、规定、条例乃至法律的约束，若没有安全人格的保证，也很难把安全的行为和结果实施得长久、彻底。在安全人格的支配下，任何安全行为及活动中，那种各人的自主意识占据着主导作用，在实际的操作中就非常自觉地、主动地将极其安全的思想发挥在实际行动中。自主意识和自觉行为是安全人格中最直接、最生动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