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这些，恰恰说明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立法虽着重搞活流通，但其立法的基础却始终在保障交易的安全，并试图谋求交易安全与交易迅捷的最佳结和点。民法典正是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保障交易安全而生的。在其立法价值取向上，安全性的价值始终重于迅捷性价值.如果在民法典里面宽容担保标的的泛滥，最终将动摇民法典的地位，将交易各方置于放纵担保标的泛滥一并而来的风险之下。

实践上的弊端。首先，当债务人单独或与次债务人同谋实施侵害质权行为时，法律对质权人保护性规定反而有时候有加大其成本的可能.当出质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实施无偿，低价处分债权的行为时，我国立法规定此时的质权人享有代位权或撤销权，但此种权利的意义远不如物权，实际上等于以低价位的救济取代了高价位的支配权，质权人的物权人身份完全丧失。不仅如此，质权人为了使质权能够实现，还应随时关注标的债权债务关系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尤其要对出质人的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增加了质权人的负担，提高了质权实现的成本。其次，当次债务人不履约时，法律对质权人权利的保障有明显的欠缺。一般债权质押的质权人的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次债务人的履约，当履约出现障碍时，质权人的质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1.当次债务人拒绝履约的时候，质权人的质权将有难于实现的可能，因此从保护质权的角度，理应允许质权人与出质人均对其提起强制实际履行之诉。但对质权人来讲，这样做的结果未必理想，因为质权人本来是享有担保物权的，但在此时，他却以一般债权人的身份出现，其行使权力的范围和力度必然大为缩小。而且当标的债权债务陷入其他关系纠纷时，其诉讼地位也仅仅就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种主体资格的贬损直接危及了其作为物权人的地位。同时，质权人不可避免地卷入标的债权的诉争之中。

2.当债务人因客观情况而不能履约时，由于不可抗力原则的存在，此时的债务人将被全部和部分免除，从而使质权人的质权无所指向.这无异于让质权人承受他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风险，这是极不公平的。再次，当质权人向次债务人行使质权没有结果的时候。质权人只能以一般债权人的身份再去追诉原债务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失去最佳的受偿机会，尤其是当原始之债的债务人宣告破产的时候，这种损失就更是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