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具体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使法益侵害的可能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这种危险属于构成要件的内容。作为构成要件，具体危险是否存在需要司法官员加以证明与确认，而不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假定或者抽象，所以，具体危险是司法认定的危险。

具体危险不是一般人的危险感觉，也不是一般人对当时情况所进行的大致判断。对具体危险的证明和判断，应当由司法官员以及其他有专门知识或专业认识能力的人，以行为当时的各种具体情况以及已经判明的因果关系为根据，认定行为是否具有发生侵害法益的可能性。

2、抽象危险犯

抽象危险犯是指行为本身包含了侵害法益的可能性而被禁止的情形。抽象危险不属于构成要件，只是认定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根据，是立法者拟制或者说立法上推定的危险，其危险及其程度是立法者的判断，法官只要证明危险不是想象的或臆断的（迷信犯），就可以认定危险的存在，该当构成要件的行为具备可罚的实质违法性。虽然抽象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危险，但在认定抽象危险是否存在时，法官的判断仍然是必要的，由此才能确定有无立法者推定的危险。

实害犯和危险犯的区别就在于二者认定标准的不同。构成危害犯的，只要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都会构成犯罪，但是实害犯需要嫌疑人对受害者造成了实际伤害的才会成立，因此实害犯是危险犯的对称。

危险犯的未遂与既遂的区分

关于危险犯的未遂与既遂的区分标准，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一直认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时，就是危险犯的既遂。但是，这种以是否发生危险作为区分危险犯既遂与未遂标准的观点，存在许多问题。

一方面，通说混淆了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既遂条件的区别。侵害法益的危险，既是危险犯的处罚根据，也是危险犯的成立要件，即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不管是将这种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属性，还是理解为作为结果的危险，它都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而不是既遂的标志。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的行为，只有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时，才可能成立本罪。因此，砸毁汽车玻璃、盗窃备用车轮的行为，由于不具有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而不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就成为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条件。但犯罪的既遂与未遂是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此，既遂应是在犯罪构成要件之上附加其他条件而成立的。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未遂、预备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结论，这显然不能令人接受。

盗窃枪支

另一方面，通说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例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的场合，破坏汽车刹车装置后因害怕受法律惩罚而自动修复该装置的，按照通说也是既遂。又如，在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情况下，根据通说，只要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就成立既遂；即使行为人在交通工具到来之前自动恢复交通设施的原状，避免了侵害结果发生的，也成立犯罪既遂，而不成立犯罪中止。如在铁轨上放置巨石，即属于破坏交通设备罪的既遂，犯罪已经完成。行为人此后基于某种原因，又自动返回现场，移开巨石，使得列车安全通过，没有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其移开巨石的行为因是犯罪既遂以后的行为，不属于中止犯。然而，倘若认为上述行为还没有达到既遂状态，认定行为人为中止犯，则一方面对行为人的处罚更轻，从而鼓励其他已经开始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中止犯罪，另一方面导致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从而实现刑法的目的。

可见，上述通说既过早地认定犯罪既遂，又为了避免理论上的矛盾而否认中止犯的成立，因而不利于保护合法权益，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对危险犯的既遂，不应当以行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作为标准，也不宜就行为犯与结果犯、危险犯与侵害犯分别提出不同的既遂认定标准。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惟一标准是：行为是否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这一标准适用于实害犯，也适用于危险犯。例如，盗窃枪支、弹药的行为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是不等于一旦着手盗窃，就具有公共危险性，就成立本罪既遂，是否属于既遂必须考虑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实际控制了枪支、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