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认定。

我国历来是考试大国，各种考试过多、过滥，已经为社会各界所普遍诟病，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考试理应被区别对待。国家考试是一个大概念，种类数量繁多。在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增设过程中，《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原“在国家规定的考试中”的规定，就因为范围过大而被进一步限定，修改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但是具体范围仍不十分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教育考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种类，并由国家批准的实施教育考试的机构承办。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国家教育考试是指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上述考试应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在实践中，对于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一般也不存在争议。争议较多的是国家资格考试（如国家司法考试、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等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国家水平考试（如外语水平考试、普通话测试等）。目前，国务院下属部门发布的部门规章中设立的考试，有的虽然也是全国统一考试，但并非法律设立。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机关自己滥设考试，或者默许、纵容甚至配合某些社会组织设置考试的情况存在，这在资格考试中尤为突出。对此，必须严格要求，即国家行政机关只能在依照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对纳入许可领域的职业和社会活动领域设定资格考试。一些职业准入性考试将尽量由协会等组织。目前，根据一般理解，“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除了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外，还包括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等。对此，仍然需要相应的解释，以更明确地划定范围。

2、组织作弊，即行为人在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的国家考试中，实施了组织作弊的行为。

近些年的考试作弊行为大多呈现出“多人对多人”的集团式作案方式，形成了“术业有专攻”的利益链。作弊行为一般通过“传出试题”和“传入答案”两个主要过程来实现。整个作案流程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多人配合，共同牟取暴利，其中组织行为居于核心地位。这里的组织行为是指发起、组建和设立考试作弊的团伙，为组织考试作弊活动制定计划、进行谋划和布置，实际指挥、调整具体措施的实施、人员的分工与安排等。组织的对象也不仅限于考生，组织家长、监考人员或者相关辅导教师参与作弊的，也属于组织作弊。

3、帮助他人组织作弊，即在明知他人实施组织作弊行为的前提下，仍提供帮助。

按照共同犯罪理论，帮助行为即使不单独规定，也不会造成处罚上的困难。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是，《刑法修正案（九）》将其提升为实行行为，直接依照组织作弊的规定处罚，体现了从严惩治帮助组织考试作弊行为的立法意图。

这主要考虑到考试作弊已经从单打独斗变为团伙预谋作案，帮助组织考试作弊行为已趋常态化。尽管作弊行为的组织者领导、策划、指挥、协调整个作弊活动，但作弊团伙的其他参与者、帮助者对整个作弊计划的完成亦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其若一律以从犯论处，会导致刑罚畸轻、罚不当罪、打击不力的结果，所以有必要和组织作弊犯罪适用相同的法定刑幅度。

从总体看，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增设，扩大了处罚范围，强化了处罚力度。以往，对于作弊器材的提供者、使用者多以“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论处，但上述两个罪名当时的法定最高刑分别是3年和2年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九）》将为他人实施考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情节严重的最高刑规定为7年有期徒刑同时并处罚金，惩罚力度明显提升。

组织考试作弊罪属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或者帮助他人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即可成立犯罪既遂，并不要求出现国家正常的考试秩序、考生公平竞争的权利受到实际侵害的结果，即不以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为既遂标准。如果情节严重的，加重法定刑。这里的情节严重，应当从具体的方法、手段、次数、参与人数、是否造成结果以及结果的严重程度、影响范围大小等方面综合衡量。

根据以上内容介绍，我们知道对于组织考试作弊犯罪，法律不仅严厉打击组织作弊者，对帮助作弊的人也是要进行相应处罚的。

组织考试作弊罪的辩护人范围有哪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1）律师；

（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