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根据我国的刑法，态度不好并不是加重刑罚的情节。加重刑罚的法定情节早已规定在刑法总则中，是累犯、教唆等。一般而言，“认罪”是指犯罪人出于悔改或者认错的心理而明示或默示承认自己已经做出某种带有犯罪性恶劣行径的行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主观方面，犯罪人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内心深处产生真心悔改之意。二是客观方面，犯罪人对自己的犯罪有供认不讳的客观事实。

一、刑事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缓刑

缓刑

(一)缓刑的适用主体

缓刑是一种较轻强度的刑罚执行方法，因此适用的对象也只能是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这类犯罪分子大多主观恶性不大，事后能及时认识罪行，适用缓刑完全能够起到教育、改造的作用。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了缓刑适用的对象为被判刑罚较轻刑种(拘役、有期徒刑)和较短刑期(不超过三年)的犯罪分子。而对于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被判处的是较重刑罚，刑期也是较长的。适用执行强度较轻的缓刑，根本达不到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因而不能适用缓刑。

(二)缓刑的适用范围

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缓刑适用的范围。这个范围内的犯罪人员的罪刑与缓刑执行是相适应的，通过缓刑的执行，让他们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改造有利于犯罪人员的家庭稳定，有利于促进犯罪人员更好的改造。还可以让他们创造出物质财富，避免大量捕人，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这也体现了刑罚经济原则。

(三)缓刑的适用条件

1、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至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这也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认定犯罪人将来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主要根据两方面：一是犯罪情节，二是悔罪表现。

2、缓刑适用的客观条件。犯罪情节是犯罪行为发生时客观存在的状态，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可能再改变。这种行为状态对社会危程度的轻重客观性较强，容易被法官认识，同时也是犯罪构成的重要要件、司法实践中考虑相对较多的因素和司法活动中必须查明的情况，因而用犯罪情节这一客观存在的条件衡量是否适用缓刑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操作。只要犯罪情节轻微就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3、缓刑适用的主观条件。犯罪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客观事实持何种态度，有何种表现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只有犯罪分子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行为表现，才能说明犯罪分子已从中汲取了教训。这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有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因而悔罪表现这一主观因素可以作为评判刑罚执行方式轻重的依据，决定着是否适用缓刑。

4、缓刑适用的身份条件。即罪犯人身方面的限制。我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因为累犯成立的本身，已经表明罪犯自身恶性很深、屡教不改，当然不能再适用缓刑。

5、缓刑适用的预测条件。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预测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缓刑的适用。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家庭情况、个人成长经历、周围环境、工作情况、精神状态、身体状况等进行充分了解，逐项评价，结合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犯罪分子犯罪前的表现、信用程度和犯罪后的思想语言、罪行交待、认识程度、悔改表现等主观方面及客观行为表现，进行预测。预测评价结果达到了规定的人身危险性低值界限才可以适用缓刑。

二、发现漏罪可以判缓刑吗

《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从立法技术层面分析，上述规定对于新罪和漏罪两种情形的规定是有明显区别的。

对于新罪的表述是“犯新罪”而不是“发现新罪”，对于漏罪的表述是“发现漏罪”而不是“犯漏罪”，从这种立法表述的区别中，我们不难得出，刑法将因“漏罪”撤销缓刑限定在“发现”时，也就是说，只要“漏罪”在缓刑考验期内被发现，就应当撤销缓刑。

《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由此可见，缓刑的适用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缓刑的适用对象只限于罪行较轻的人，即应当是宣告刑为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二是将缓刑犯放归社会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判断“不致再危害社会”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犯罪情节，二是悔罪表现。

第一，“漏罪”亦有轻重之分。本案被告人甲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且犯罪数额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该“漏罪”情节较轻，按规定可处以较轻刑罚，“漏罪”与前罪并罚后实际执行的刑罚，仍然属于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发现“漏罪”并不能当然认定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无悔罪表现。由于普法宣传不到位，多数公民对违法和犯罪的概念不清楚，有的人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也有的人其行为已经做为治安案件处理或进行过行政处罚，而侦查机关未将处理情况入卷，至使犯罪不能及时被发现。因此有些“漏罪”并不是因为被告人有意隐瞒罪行所致，所以不能因发现“漏罪”就否认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更不能就此推断其有危害社会的可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发现被告人甲有意隐瞒“漏罪”、逃避法律追究的情况，且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因此可以认为，对其宣告缓刑不至再危害社会。

第三，关于“漏罪”与前罪并罚是否可再适用缓刑的问题，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做出明解释，“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依据相关法律对漏罪定罪判刑，再对前罪与漏罪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如果仍符合缓刑条件，仍可宣告缓刑，已经执行的缓刑考验期，应当计算在新决定的缓刑考验期以内”。

1997年刑法修订后，未明确规定数罪并罚中是否可以适用缓刑，上述司法解释也未被废止，因此从立法角度看，数罪并罚（包括“漏罪”与前罪的并罚）未排除缓刑；张明锴教授在其所著《刑法学》中关于缓刑的适用条件中也表述“如果一个判决前犯数罪，实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也可以适用缓刑”，进而从法学理论的角度阐述了缓刑在数罪并罚中的应用。据此认为，法官可以根据犯罪人所犯数罪的性质、情节、悔罪表现等内容，以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为标准，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