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的时间性，即是犯罪中止应当在那一个时间段内成立的问题。只有在犯罪预备过程和着手实施犯罪但没有达到既遂之前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的情况。有学者指出，某些刑法论著在论述犯罪中止的时间性时，总是惯于强调中止犯发生在犯罪结果出现以前。这一提法不够确切，中止犯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才是正确的结论。犯罪既遂与犯罪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我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刑法中的确存在以法定结果是否发生来衡量是否完成犯罪的情况，如结果犯。目前，理论上针对危险犯，在自动消除危险状态的情况下，能否成立犯罪中止，还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

首先，对危险犯如果持以危险状态发生为犯罪既遂形态的通态的通说观念，则在危险犯罪已经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况下(即使结果并不严重)，仍然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观点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其次，在刑法理论上，结果加重犯与危险犯属于不同的具体犯罪类型，而关于结果加重犯，理论上的共识是只存在犯罪既遂形态，因此，在成立危险犯的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应当属于实害犯的范畴。再次，我认为，肯定说中的第二种观点，从刑事政策意义上说，不可谓没有依据，在刑法中设置犯罪中止形态，无非是鼓励犯罪人悬崖勒马，以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将该种情况从刑事政策意义上作为犯罪中止认定，则必须对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和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理论提出质疑。

一、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如何认定

所谓犯罪中止的自动性，是指犯罪中止必须是行为人在自认为(确信)当时能够完成犯罪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决定停止犯罪行为，或者主动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我认为，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促使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原因，并不影响犯罪中止“自动性”的成立。但是，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事实上不可能不受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完全是由于行为人自己“想象”而决定的。即使是由于行为人在准备犯罪过程中或已经着手实施过程中的良心发现而停止犯罪，或自动有效阻止结果发生的，就不能说不是因为行为人由于受到某种教育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人所实施的任何行为的意志，包括决定中止犯罪的意志，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因此，完全否定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所起的影响作用是没有道理的。所探讨的问题只是在决定停止犯罪行为的当时有无客观因素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正是因为如此，不考虑外在客观因素对于行为人犯罪意志的抑制程度，只从客观上看行为人只要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实施，就成立犯罪中止，同样是不科学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认为要求具体分析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意志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将其作为区别犯罪中止形态与犯罪未遂形态的根据之一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