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调基数,今年被吐槽”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近两年宏观经济一路走低,二是日前马-凯副总理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质询时刚刚表态“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余*尚在绕梁,地方却开始上调缴费基数,自然引起极大关注。
2015元旦刚过,新闻报道多地上调社保缴费基数,其实社保缴费基数每年都在调整,但是今年何以吸引媒体高度关注?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逆势而涨”的政策逻辑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规定如下:根据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确定,不得低于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不得超过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00%。以天津为例,2014年企业月社平工资4686元,因此2015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分别为2812元和14058元。
从上世纪末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确立至今,历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即便经济回落的2013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工资增长率比上年回落3.3个百分点,但也高达13.8%。因此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自然每年上调。可见,按照现行政策,只要每年统计口径上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调不可避免。
“年年调基数,今年被吐槽”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近两年宏观经济一路走低,特别是2014年经济增长未达预期,企业盈利困难,职工实际工资增长和统计口径背离,在此背景下上调缴费基数将增加企业和低收入者的缴费负担。二是日前马-凯副总理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质询时刚刚表态“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余*尚在绕梁,地方却开始上调缴费基数,自然引起极大关注。
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有多重?
我国的企业社会保险包括五个项目,构成及缴费如下:分别是养老保险(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企业缴费8%,个人缴费2%)、工伤保险(企业缴费0.2-2%,个人不缴费)、生育保险(企业缴费1%,个人不缴费)和失业保险(企业缴费1%,个人缴费0.2%)。几项合计下来,企业社会保险缴费为32%,如果加上10%左右的住房公积金,企业缴费负担高达40%以上,马-凯副总理所讲的“五险一金占工资40%-50%”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考虑到社保缴费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主体,我们以这两项进行国别比较,观察企业缴费负担。以美国为例,类似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联邦养老保险(SocialSecrity)重,企业和个人缴费分别为6.2%。美国医疗保险有多种,强制实施的是Medicare,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医疗保险”,雇主和雇员各交纳1.45%,用于职工的退休健康福利。
此外,很多企业为员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缴费形式多样。总体而言,企业养老和医疗的法定缴费负担不超过10%。加拿大的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更小:目前加拿大养老保险计划(CPP)中,企业缴费比例为4.95%,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企业无需承担医疗保险费用。但是加拿大的失业保险缴费比例较高,企业缴费比例为1.88%。
即便如此,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合计不到7%。再来看看台湾,养老保险企业缴费6%,医疗保险中企业缴费比例为4.91%。两者合计不到11%,同样远远低于大陆企业缴费水平。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重的原因何在?
一是承担社会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改革社会保险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由企业包下来的做法,要求个人与企业共同缴费。但是,在改革前参加工作和已经退休的人此前没有缴费,却仍然享受社保待遇,为此需要社会保险基金为制度转轨“买单”。因此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就确定了较高的缴费率,以筹集资金维持当前社会保险制度运行。
二是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缺乏积累期。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方面。以美国为例,联邦养老保险建立于1935年,此时美国还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战以后又迎来了婴儿潮,加上大量的青壮年移民的影响,使得美国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有几十年的时间窗口,基金收大于支,积累了巨额养老金。
截至2013年底,**联邦养老金累积结余达到5.6万亿美元,约为当年GDP的总量的31%。与此相反,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于1997年,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本不具备美国那样充分的时间窗口来储备养老金资产,客观上需要较高的缴费比例来筹措养老资金。即便如此,截至2013年,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积结余仅为2.82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4.8%,按照现有状况,目前的基金结余仅能维持不到两年的养老金支付。
三是社会保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目前我国各项社会保险资金结余合计超过4.5万亿,其中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为3.1万亿。目前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长期来看非但不能实现增值,还存在贬值风险。
与此相反,养老金市场化投资运营成为世界趋势。**联邦养老金全部用于购买专门向养老金发行的特种国债,收益率较高。加拿大的养老金投资渠道广泛,过去十年实现了接近10%的年化收益率。上述投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养老金积累,间接减少了企业缴费负担。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政府必须敢于担当
承担了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的转轨成本是企业缴费负担高企的重要原因,但这本是政府责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向职工承诺社会保险福利,以此换取职工对低工资的认可,并将原本应该为社会保险储备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可以说国有资产一部分应归于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劳动付出。
因此,在消化社会保险体制转轨成本上,政府必须有所担当,敢于担当。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也具备了这个经济实力:央行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为106.9万亿元,狭义政府净资产为55.3万亿元。
与此相反,如果政府不予以真金白银的投入,仍然寄希望于企业和个人缴费来化解转轨成本,则危害极大:一是增加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竞争力;二是不利于扭转当前企业经营困难,经济下行的态势,影社会经济平稳运行;三是不利于收入调节,也不利于增强国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因此,减轻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化解转轨成本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是否有决断和魄力填补历史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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