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盗窃、购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辩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信用卡诈骗罪无异议。现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客观事实和法律，辩护人对被告人的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根据法律规定，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属于自首。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处罚。案卷显示，被告于2013年3月16日18时到马山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数额及2013年4月19日还款1万元的事实，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二是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主动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意见》第九条的有关规定，请求法院在量刑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较小，法院在量刑时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首先，被告人诈骗数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数额已达到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起点，但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不大。如果将透支额度平均分配到5家银行，每家银行的透支额度只会超过1万点，对社会的危害较小。其次，虽然被告人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行为，已构成犯罪，但从其消费目的来看，均为生活消费。与其他犯罪分子相比，被告人张昭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不大。

考虑到以上两点，法院在量刑时应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具有主观恶性，法院在量刑时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办理信用卡时，提前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被告人的动机很简单，即为了生活的便利，他没有故意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但后来一系列事故（如他受伤需要医治、父母生病等）导致了不合时宜的判决据辩护人介绍，被告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他的根本目的不是通过诈骗发财，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罪犯有本质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法院在量刑时应充分考虑。5被告人在被绳之以法前表现一直很好，是初犯和无前科的偶犯。

在被告被绳之以法之前，他没有不良习惯和不良记录，也没有犯罪记录。这个罪行只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情的后果。这是首次犯罪和意外犯罪。本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程度明显不同于累犯。法院在量刑时应充分考虑。被告人张昭认罪态度良好，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自愿认罪，应予肯定。被告人归案后，主动对整个犯罪过程作了详细供述。他认罪态度好，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事实。可见，他有诚恳的悔过之心，这对社会的危害远小于被告人拒不认罪、反抗的危害。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仍积极向法律表达立场，积极想方设法进行赔偿，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真诚悔罪的态度。7发卡行的管理漏洞是本案的重要诱因，发卡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追求片面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上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也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这说明发卡银行深受自身利益的影响，不关心自身的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银行在审核和发放信用卡时，至少应审核并落实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但在本案中，发卡行仅凭受害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信息批准发卡，发卡行本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而最重要的是完善信用卡制度，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这位辩护人曾在一家银行担任法律顾问多年。他知道，银行在收信用卡时，经常搬出国家刑法来吓唬。在领取信用卡时，他说如果不归还，他会以信用卡诈骗罪起诉你，迫使持卡人提交。辩护人认为，如果他严格按照制度办卡，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情况。综上所述，被告方认为，无论从主观犯罪动机还是归案后的认罪态度来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都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在此前提下，法律应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上述辩护意见，本院应当充分考虑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律师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刑法认定是什么？盗窃、购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指盗窃、购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的行为。客观上表现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用卡法》有关规定，以秘密手段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或者交换金钱、物品等，或者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为。其中，“窃取”是指以秘密手段（包括偷窥、拍照、复制和高科技手段）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为，“购买”是指以相关人员（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金钱或物质利益交换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为；“非法提供”是指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