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网上一则投诉公务员打人的帖子近日引起不少关注，发帖人江苏无锡市民刘锦霞称，该市崇安区发改局的公务员因为拆迁事宜殴打了她姐姐。发改局怎么会与拆迁有关？记者调查发现，刘锦霞所说的崇安区永勤弄地块拆迁，竟有该区46个部门的247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有文体局、档案局甚至残联等。（《现代快报》7月22日）

因拆迁引发的诸多新闻中，暴力冲突及野蛮拆迁无疑置于第一位，也最能引发公众批评与媒体聚焦。而类似无锡这样一个区竟有46个政府部门参与到拆迁行动中，并且当地政府将年终考核与拆迁进展严格挂钩的新闻，恐怕并不多见。

当地发改局跟拆迁有什么关系呢？同样的疑问，也发生在妇联、残联、文体局、档案局、环卫处这样的政府部门身上，这些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机构也迫于考核压力，不得不加入到这场“拆迁总动员”中。倘若不是将拆迁户按数量承包到各部门，恐怕没人愿意去干那些与自己工作毫不相关的事，更何况是人人都头痛不已的拆迁。

当然，这一新闻真正的看点，还不在于有多少政府机构加入到拆迁队伍中去，而在于众多机构的介入，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当地，拆迁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考核指标。在打造公共政府的过程中，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机构，其权力都该是有边界的，但这在“联手拆迁”中是看不到的。反而是那些掌握着权力的部门，在更大权力的指挥下，跨越自己管辖的权力范畴，共同参与拆迁，这不是赤裸裸的权力越位又是什么呢？

更进一步说，如果当地妇联、文体局等一大批工作人员都要忙于拆迁工作，那正常工作是否受到影响？如果拆迁成为无锡祟安区的第一任务，那在拆迁中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谁会替老百姓说话？

市民刘锦霞之所以与当地发改局工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此。一个招商令，让许多地方的行政部门参与其中，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一个拆迁令，又让一个地区的行政部门共同介入。在这些熟悉的场景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公权的迷失与尴尬，更看到了公权的频频越位。（王毅）

工伤认定的尴尬：过劳死

中国人一向自称推崇那些吃苦耐劳，工作十分拼命，甚至是带病上阵的人，因此出现不少操劳过度死亡的官员和劳动者。面对如此拼命勤劳而过劳死的员工，是不是可以依法申请工伤保护呢？

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胡新宇2005年来到深圳华为公司从事研发工作。他的日常作息习惯从此改变：晚上10时，坐上公司班车，颠簸到家已过11时，第二天早上7时准时起床上班。2006年4月初开始，胡新宇所在的部门开始进行一个封闭研发的项目，内容被严格保密。这个项目开始后，胡新宇开始经常在公司过夜，甚至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睡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第二天依然按正常时间上班。4月28日，胡新宇身体开始极度不适，他请了假去医院就诊，5月28日晚，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

律师点评：

胡新宇事件凸显我国过劳死立法之不足。过劳死往往具备工伤认定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应该将其认定为工伤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对此，劳动合同法试图围绕着书面合同从三个方面来加强加班管理。首先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其次，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围绕着书面来进行，将劳动定额纳入规章制度、将工时休假纳入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或违章指挥，劳动者有权离职。最后，重申要加强监察的力度。然而，这三方面的措施似乎依然难以防范自愿加班。胡新宇既没有被强迫也很难说是法律意义上的变相强迫；当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围绕着书面来进行时，更让自愿加班如鱼得水。为什么人们只将书面合同视为合同，通过双方实际履行的现实关系其实也体现了一种合意，也是合同内容，无论是用自愿还是非自愿形式形成。这是一种以默示条款或事实行为形成的合同关系。法律只有关注这种默示条款或事实行为并对其加以规范，才可能治理因自愿加班而产生的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