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难看出，刑法规定的精神并非鼓励肇事人逃逸，而是鼓励逃逸者积极投案。确切地说就是，在交通肇事后，首先鼓励肇事人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从而获得认定为自首并在较大程度上从宽处罚的“宽大处理”，这是法律给肇事人提供的第一次“机会”。

如果肇事人逃逸，浪费了这次“机会”，法律就鼓励逃逸的肇事人自首，虽然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进行处罚，但仍可通过自首获得一定程度的“宽大处理”，这是法律提供的第二次“机会”。如果肇事人再次错失良机，仍没有自动投案，那么，在被查获归案后就没有“自首”这一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如果案件存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那等待肇事人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

所以即便肇事人系酒后驾车，在肇事后最有利的选择仍是及时自首，而并非先逃逸、待酒精浓度下降到无法测出之后再自首，因为酒后驾车是酌定从重处罚情节，逃逸是法定加重处罚情节，酌定情节对量刑的影响一般小于法定情节，肇事人为了逃避“酒后驾车”的酌定从重情节而造成“逃逸”的法定加重情节，可谓“得不偿失”。况且，即便肇事人逃逸，仍可根据其他证据认定其为酒后驾车，这样一来，量刑时既要考虑逃逸情节，又要考虑酒后驾车情节，对肇事人自然会判处更重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