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虐童罪”问题上，法律首次将老师列入犯罪主体范围

就在虐童事件不断曝光之际，法律明确将监护或看护人员虐待儿童的行为入罪，为司法机关今后处理相关情形提供了准绳，也积极回应了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保护儿童呼声。2015年8月2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今年11月1日即将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在有关“虐童罪”问题上，首次突破家庭成员，将幼儿园、学校老师、保姆等负有监护未成年人职责的人和单位列为虐待罪犯罪主体范围。“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若是单位犯此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罪刑单位的设置，无疑为虐童行为划定了更为严厉的红线，使处治虐童事件多了一种最严的选择。近年来，教师等群体对儿童实施伤害的案件层出不穷，造成了较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在司法实践中，却缺乏相应的法律予以制裁。过去虐待罪的主体为家庭成员，而教师等人员不符合虐待罪的主体条件。因为虐童罪主体的范围较小，监护或看护人员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虐待行为，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这样不仅难以遏制类似行为的一再发生，让部分人格扭曲、行为不当的教师得不到及时纠正，也让公众对教育机构的信任遭遇危机。一句话，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看护人员因为法律的疏漏而未被追究责任，最后造成的是各方共输的结果。

二、进一步分析《刑法修正案(九)》的影响

过去对虐童案件的问责通常停留在师德层面，然而，道德的约束毕竟是软性的，对教师的震慑作用有限，道德谴责和舆论声讨也容易将负面效应扩大化，将个案上升为整体，在不经意间给整个教师群体贴上了负面标签。在传统的“师德”自律之外，对虐童行为的惩处呼唤更强而有效的他律。即将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已经明确，教师如果对未成年学生采取为法律所不许的行为并造成一定的后果，将受到法律制裁。肩负教书育人神圣职责的教师，切不可再心存侥幸，寄希望用“情急之下”等理由，为自己开脱。而且这一法案规定了在受虐待儿童无力自诉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不会袖手旁观，公权力将直接出面维护作为弱者的学生的权利。如果仍有教师希望借儿童说不清楚来逃避被追责，很有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刑法将教师虐待儿童入罪，不但保护了未成年人，同时也保护了教师本身。因为法律要求以事实为依据，无论儿童的诉说、家长的投诉，还是检察机关的起诉，都必须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支持，不会随便陷无辜教师于有口难辩的困境。过去因为法律存在疏漏，公众怀疑不断，教师和学校难以自诉清白，迫于舆论压力最后造成某种“疑罪从有”的客观结果，今后肯定会大大减少。如此，无论对教师、学校乃至整个教育界都是一件好事。

三、还有哪些法律提及虐童行为

事实上，现行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对于虐童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如教育法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教师法规定了教师应当履行“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的义务。教师法还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