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廉政建设。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即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一种“意图犯”。客观要件说有两个分支：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实际上是否已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可以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必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这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肯定，按主观要件说，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到利益的情形，纳入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与实际情况不符。一般认为，行贿与受贿是对向犯，对行贿人来说，之所以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目的是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自己谋取利益，即“以钱换权”;反过来，对受贿人来说，之所以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目的是要换取行贿人的财物，即“以权换钱”。而不是像主观要件说所说的那样，“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主观上的“意图”。

其次，应该肯定，客观要件说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这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按客观要件说中的“许诺说”，可以将绝大多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纳入受贿罪的范围，对于国家推行反腐倡廉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但是，“许诺说”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许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它虽然是一种行为，但正如有的论者所述，“仅是表露思想的行为，而不是实现思想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等于就是、或就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既然肯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受贿人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的行为，那么，把这种行为的内容解释为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显然是超出了法律规定本身的含义。(2)按许诺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又没有拒绝接受或退还财物的实际行动，就表明他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其事后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样一来，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虽然属于客观范畴，实际上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之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彼此之间除了分属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种适用解释可能导致模糊受贿罪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界限的后果，并且会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失去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作用。(3)许诺说的提出或许是受日本刑法中规定有受托受贿罪的启示。在日本，受托受贿罪是普通受贿罪的加重犯。普通受贿罪的成立，只要是公务员或仲裁人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即可，不要求受贿方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如果受贿人许诺为对方牟利，则构成受托受贿罪，比普通受贿罪处罚更重;如果受贿人更进一步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而谋取利益时又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或者不实施适当行为，则构成加重受贿罪，比受托受贿罪的处罚还要重。但是，我国刑法对收受型受贿处罚的起点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未付诸行动的，均不应以受贿罪来处罚。

最后，客观要件说中的“行为说”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司法实践中容易掌握认定，同时还可以避免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但是，如果严格按此说行事，强调受贿人只有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受贿罪，那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为他人谋取利益”：

其一，“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只能理解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相反，可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都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能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罪作准备的行为。由此而论，把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包含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之中，是有法律根据的。

其二，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例如，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行贿1万元，要求其从宽判处，留杀人犯一条命。该法官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以便其有从轻判处的“根据”。对方弄来证明材料后，该法官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凭已有的假证明材料，审判委员会也不一定同意不判死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杀人犯仍被判了死刑。在此例之中，法官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这同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未实现牟利目的的情形相比，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这类已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行为的情形，解释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

其三，根据刑法解释论的原理，当刑法对某种犯罪的成立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时，可以在不超出法律规定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作适当的扩张解释。据此，把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符合刑法解释之要求的。

其四，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包含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可以克服上述“主观要件说”和“许诺说”无法避免的证据难以搜集、认定带有主观随意性的弊病。因为要证明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或“许诺”，在行为人未采取行动之前，通常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行为，是表现于外的客观实在，这方面的证据一般不难搜集，这就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