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授权委托书属于犯罪行为。伪造委托书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要受刑罚处罚的，对其造成的后果还要承担责任的，同时该伪造的委托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签合同方有理由相信伪造者是合法的签订者的话，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那么对外无法请求撤销合同，只能对侵权者进行追偿。

一、签合同对方盖假章生效吗

假公章盖的合同是否生效可以分成是否明知对方使用公章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两种情况。

如果明知对方使用假公章而签订合同则属于诈骗行为，合同自始无效；如果是构成表见代理则合同自始有效。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公司的名义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概由公司承担。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不明知对方公章为伪造的，对方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由对方公司承担，合同自签订时自始有效。

二、本罪与它罪的区别

(1)对于伪造货币后而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应如何认定？这里涉及伪造者与持有者，伪造者与使用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分而论之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也是伪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在伪造后而持有假币场合，持有就失去独立的意义，并成为伪造货币罪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于伪造行为后而使用假币的认定，则有不同的意见。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有的认为已经构成数罪，即伪造货币罪和诈骗罪(当时没有规定使用假币罪)，主张实行两罪并罚；有的虽然也认为构成数罪，但坚持按牵连犯处理。我们认为，使用不同于持有，它不是伪造行为引起的，因此，对使用假币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是必要的。至于如何处理，我们倾向后一种意见。因为伪造货币是为了使用，存在着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一重罪论处是适当的。

(2)持有假币罪与运输假币罪的界限。持有与运输是刑法上两个独立的行为，但它们之间有交叉。运输假币以持有假币为条件，持有假币有时则表现为随身携带假币。其区别在于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不同。如果明知是假币而加以运输的，以运输假币罪论处；不以运输的故意而携带假币的，则应以持有假币罪论处。有的同志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的的不同。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目的是否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目的。如果是，显然与立法规定相矛盾，因为构成运输假币罪是以特定目的为条件。如果不是，拿来比较又有何意义呢？恩格斯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的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目的的，没有自觉意图的。运输假币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自然也包含一定的目的。但这不是作为构成要件意义的目的，用此作为区别的标准，是在犯罪构成之外寻找差异。

三、本罪的主观要件

持有伪造发票的犯罪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发票而持有。间接故意和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并非明知是假发票而予以持有，行为人的行为就不具有本罪所欲规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没有必要作为犯罪处理。此外，发票的印制并非全国统一，即使同一地方也可能由不同的单位印制，加之不同的发票印制标准也不同，让普通人来鉴别发票真伪的要求未免过高。

关于持有伪造发票的犯罪是否必须以牟利为目的，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刑法条文没有规定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因此，本罪不以非法牟利目的为构成要件，只要虚开行为达到情节严重，就应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持有伪造的发票不是违法者的最终目的，往往是作为出售或者实施逃税等其他非法牟利犯罪的桥梁和中介，关于持有伪造发票不是违法者的最终目的，往往只是实施其他非法牟利犯罪的桥梁和中介，而最终是以谋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由于持有伪造的发票罪主要侵害的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如果没有牟利的目的，那么持有伪造发票的行为对国家税款的征收就没有威胁，也不会对国家税收征管秩序造成大的影响，其社会危害性不大。特别是在不知是伪造发票的情况下获得了伪造的发票，事后发现发票系伪造，但依然持有，也没有利用伪造发票实施其他违法行为的情形，就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可不以犯罪论处。因此，虽然《刑法修正案(八)》没有将“以营利为目的”或者“为牟取经济利益”作为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的主观要件，但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持有伪造发票行为是否能认定为本罪需要审慎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