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2007年1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其同来的丈夫却竟然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上面签字，焦急的医院几十名医生、护士束手无策，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19点20分)，医生宣布孕妇抢救无效死亡。

该男子、医院、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均应对产妇的死亡负责任。作为家属，妻子难产不签字，监护不力，是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作为一个可能是没有文化医学常识的人拒不签字只能被当作愚味；医院做为接受产妇的单位，在接受后应当对病人的病情有准确的了解和采取应对方法，救死扶伤是医院和医生的天职。医院和医生对这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难产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应当是知情的，故对死亡结果是应当有预知的，所以在家属不签字但肯定危急产妇生命的情况下应当以救人为主要工作。延误救治是医院和医生的失职；作为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在短时间内不了解产妇病情和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的决定实属教条主义，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以上案例，从事实方面考察，三方的共同不作为葬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和一个幼小的精灵；从法律方面考察，谁的不作为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以上问题的正确回答，包含着已经诞生一百多年的信赖原则的理解及其适用。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在德、日等国家，信赖原则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肇事案件的处理中。关于信赖原则的定义表述有多种，有学者认为信赖原则是指行为人于实施某种危险行为之际，如果可以认为被害人或第三人亦将采取适当之行为时，如此种信赖属于相当者，即使行为人所实施之行为促使结果发生，亦不必对其行为之结果负责。[①]有学者认为依赖原则是指参与交通之人，如果无特别事由，则可信赖其他参与交通的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以及交通秩序，而在互相谨慎的情况下，采取适切的注意行为，基于如此的依赖，纵使发生危害结果，也不负过失责任的原则。[②]有学者认为所谓信赖原则，是指在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当某人根据共同的准则或规则行事时，只要不存在特殊的情况，就可以信赖其他相关的人也会根据共同的准则和规则行事。如果由于他人采取无视共同准则和规则的行动而发生事故时，就不应对此追究遵守共同准则和规则的人的责任。[③]上述关于信赖原则的定义，由于深受德日刑法的影响，几乎都是从交通领域的角度加以表述的，其理论渊源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而确认的“危险分配”理论，限制过失行为成罪。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分工协作日趋激增和精密的当今社会，上述定义仍然信守信赖原则仅适用于交通领域的惯例，使得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似乎不合时宜。笔者认为，信赖原则应是指行为人信赖他人能实施合乎规则的行为，只要该信赖具有社会相当性，则由于他人的不当行为引起了危害结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的原则。信赖原则孕育于德国有关交通事故之判例，通过学者们的理论归纳与演绎，逐渐成为交通事故领域中限制过失犯罪成立的一种理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类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有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协作。如果要求每一个行为人对于其他人的工作同时负有相互监督的义务，不但在事实上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④]因此，在以“共同协作”为特征的当今社会，信赖原则应不仅仅限于交通运输之领域，还应包括医疗事业、食品卫生质量监督领域等等。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领域的分工也日趋专业化与精致化，由多人共同完成医疗工作的情形日益增多，尤其体现为内、外科手术每每由各种人员组成医疗小组共同予以完成，小组成员须各司其职。若此时对于因他人之不相当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事故，是否有必要适用信赖原则，以及如何适用信赖原则，则是继诸多学者对交通事业中信赖原则之适用进行研究之后，信赖原则适用理论面临的又一全新空间。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领域的运用研究较少涉及。鉴于当前我国医疗事故时有发生有些涉及追究医疗事故罪责的实际情况，笔者对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罪中的适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