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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定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转移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时，应当根据此类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事实认定，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根据逻辑推理、经验法则做出判断，避免采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受侵害事实及伤害后果并指认系被告所为的，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被告虽否认侵害由其所为但无反证的，可以推定被告为加害人，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二)一般情况下，受害人陈述的可信度高于加害人在案件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可能对于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加害人往往否认或淡化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受害人则可能淡化自己挨打的事实。但一般情况下，受害人陈述的可信度高于加害人。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捏造自己被配偶殴打、凌辱的事实。(三)加害人的悔过、保证加害人在诉讼前做出的口头、书面悔过或保证，可以作为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加害人在诉讼期间因其加害行为而对受害人做出的口头、书面道歉或不再施暴的保证，如无其它实质性的、具体的悔过行动，不应当被认为是真心悔改，也不应当被认为是真正放弃暴力沟通方式的表现，而应当被认为是继续控制受害人的另一有效手段，因此不应作为加害人悔改，或双方感情尚未破裂的证据。家庭暴力加害人同时伴有赌博、酗酒、吸毒等恶习，之前做出的口头、书面悔过或保证可以视为其不思悔改的重要证据。(四)未成年女子的证言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家庭暴力发生时，除了双方当事人和其子女之外，一般无外人在场。因此，子女通常是父母家庭暴力唯一的证人。其证言可以视为认定家庭暴力的重要证据。借鉴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的立法例，具备相应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的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提供与其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相当的证言，一般应当认定其证据效力。法院判断子女证言的证明力大小时，应当考虑到其有可能受到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不当影响，同时应当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作证可能给未成年子女带来的伤害。(五)专家辅助人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聘请相关专家出庭，解释包括受虐配偶综合证在内的家庭暴力的特点和规律。专家辅助人必要时接受审判人员、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和质疑。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可以作为裁判的重要参考。目前司法界以及社会上普遍对家庭暴力领域中的专门问题了解程度不够。这直接影响了科学技术知识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有条件的人民法院或者法院内部的相关审判庭，可以建立一个相关专业机构或专家的名单、联络办法，并事先作好沟通，鼓励其积极参与司法活动。(六)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相关的记录与证明家庭暴力受害人在提起诉讼之前曾向公安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妇联组织、庇护所、村委会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投诉，要求庇护、接受调解的，或者家庭暴力受害人曾寻求过医学治疗、心理咨询或治疗的，上述机构提供的录音或文字记载，及出具的书面证词、诊断或相关书证，内容符合证据材料要求的，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真实可靠的，可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发生的重要证据。被告人否认但又无法举出反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其为加害人。(七)公安机关的接警或出警记录人民法院在认定家庭暴力事实时，应当将公安机关的接警和出警记录作为重要的证据。接警或出警记录施暴人、受害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据此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存在。出警记录记载了暴力行为、现场描述、双方当事人情绪、第三方在场(包括未成年子女)等事项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各种因素，查明事实，做出判断。报警或出警记录仅记载“家务纠纷、已经处理”等含糊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需要或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处理该事件的警察出庭作证。(八)互殴情况下对施暴人的认定夫妻互殴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以下因素正确判断是否存在家庭暴力：1、双方的体能和身高等身体状况;2、双方互殴的原因，如：一方先动手，另一方自卫;或一方先动手，另一方随手抄起身边的物品反击;3、双方对事件经过的陈述;4、伤害情形和严重程度对比，如：一方掐住对方的脖子，相对方挣扎中抓伤对方的皮肤;5、双方或一方之前曾有过施暴行为等。(九)人民法院调取、收集相关证据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收集以下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1、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持有的证据;2、由于加害人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受害人不能收集到的与家庭财产数量以及加害人隐匿、转移家庭财产行为有关的证据;3、愿意作证但拒绝出庭的证人的证言。经审查确需由人民法院取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取证，也可以应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申请签发调查令，由其代理人到相关部门取证。(十)非语言信息对案件事实判断的重要性人的思想控制其外在行为，人的行为反映其思想。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人际沟通中，人的非语言动作所传达的信息超过65%，而语言所传达的信息低于35%。很多时候，非语言动作所传达的信息的准确性要远远超过语言所传达的信息的准确性。因此，在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中，法官应当十分注意观察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双方的语音、语调、眼神、表情、肢体语言等，以便对事实做出正确判断。家庭暴力是对社会治安非常不良的一种影响。对家庭也是非常大的伤害。夫妻之间有家庭暴力的话，承受暴力脂肪应该马上向警方进行报警。报警之后警方会对案件进行受理然后可以施暴方进行相关的逮捕，提起相关的法律诉讼。
答：对“家庭暴力”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家庭暴力行为的主体范围：对家庭暴力的认定并不单指夫妻之间的暴力，还包括对子女等其他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家庭成员”一般应理解为具有亲属身份关系并且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的人员。 第二，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为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这里的“其他手段”主要是针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复杂多样性而言的。 第三，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实施的家庭暴力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达到一定程度的，才可认定为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与虐待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虐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要比一般的家庭暴力更为严重，家庭暴力通常具有偶发性和间断性，而虐待则是一种后果较为严重且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的暴力行为，故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从行为的持续时间、实施频率方面做出了区别规定。 据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 家庭暴力的认定问题是目前审判实践中的一个难点，据有关统计，各地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只有不到30%的当事人能提供包括伤照、病历、报警记录、子女证言、施报人保证书等相关证据。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他人很难知晓，举证比较困难，关键是要证明施暴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家庭暴力问题能否认定与施暴者是否承认没有必然的联系。发生家庭暴力行为后，并非施暴者矢口否认人民法院就无法认定，只要其他相关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同样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证据的有关规定对违法事实予以认定。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造成一定伤害后果”，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一次性的伤害后果。伤害后果既有受害人身体上显而易见的伤痕等，也包括长期遭受精神折磨造成的心理健康损害。有学者认为，现实生活中，更普遍更广泛的是那些每次都看似没有严重后果，却对受害人伤害一点也不轻的家庭暴力案件。是否构成家庭暴力，应当以加害一方的暴力行为是否已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为认定标准。受害人稍有不从，就会挨打或者受到恐吓，使其产生恐惧，害怕再次遭到暴力而被迫服从。这样的行为就已经构成家庭暴力。这也是国际社会关于家庭暴力的普遍理念。
家庭暴力认定的标准： 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注意把那些家庭成员之间日常的争吵，偶而的身体轻微伤害以及尚未造成后果的家庭纠纷与法律上的家庭暴力区别开来，夫妻间争执打闹不能算做家庭暴力。 法律要求认定家庭暴力必须造成身体上、精神上的一定伤害后果。比如说，仅仅是软组织轻微挫伤，或者说仅仅是暂时的皮肉之苦，次数有不是很多，很难让法院定性为家庭暴力。只有殴打行为导致了轻伤以上严重后果时，法院才有可能认定构成家庭暴力了。因此，认定家庭暴力中的身体暴力，必须是经常性的和严重性的暴力行为。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型。 从家庭暴力类型来说，最常见和多发的是身体暴力，即加害人通过殴打或捆绑受害人、或限制受害人人身自由等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行为。其次是性暴力，加害人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辱、恐惧、抵触的方式接受性行为，或残害受害人性器官等性侵犯行为。以上两种类型的家庭暴力较为常见，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另外两种类型的家庭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由于不是针对受害人肉体的有形的暴力伤害，很多人的理解就要模糊很多，我国的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也不是十分明确，还需要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2008年3月)的规定，精神暴力是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经济控制是加害人通过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家庭暴力表现形式较为隐蔽，举证也十分困难，目前在实际维权过程中还缺少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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