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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贿罪与受贿罪：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一种对合犯罪，也就是行贿和受贿互为条件，从它们行为角度看，有行贿才有受贿存在，有受贿必有行贿存在。但从构成犯罪的角度上看，二者的对合关系并不是绝对化的，构成行贿罪不一定就构成相应的受贿罪：构成受贿罪也不一定就构成相应的行贿罪，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有关法律规定给付财物方不是行贿，而收受财物方却是受贿。如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就是这种情况。 2、一方行贿数额小达不到立案定罪条件，而收受贿赂方因收受多起多人贿赂数较大而构成受贿罪。 3、一方犯有行贿罪而另一方却未受贿。 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双方关系中，我们要看到行贿一方多数是处主动的—面，而受贿一方多数处于被动的一面，(索贿要除外)。在行贿人看来，由行贿付出的代价及财物，就向经商活动中的投资一样(过去在办案中发现有关单位将行贿的费用直接打入成本)，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好处，行贿所出的代价及财物与通过行贿得到的好处相比，前者要小得：多。行贿人为了得到高额的回报及好处，他们必然要不借一切本钱去行贿。可想可见，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存在一种诱发关系，在这种诱发关系的相互促进下，受贿之心一旦诱发;出来就会爆发出更大受贿欲望和想法，反过来以增长了行贿人胆量。 目前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追究受贿多，为了取得受贿的证据，不时不得不对—些行贿人放弃追查，将办案的重点放在查处受贿上，这种现象如果普遍发展下去就会造成行贿有人非犯罪化的倾向。只要如实作证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贿人和我们执法人都持有这种态度和认识，就很限难从根源上消除贿赂犯罪了。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中：要从治本的原则出发，必须对行贿人予以严厉的打击和惩罚，以期从根本上遏制贿赂犯罪的蔓延。
贿赂罪的量刑：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一）被诉前主动交待，并有重大立功表现，不追究刑事责任；（二）被诉前主动交待，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三）贿赂5000元以上，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四）情节严重或者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五）情节特别严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司法实践中，行贿罪与受贿罪并存，也有不少如第一个案例中只成立受贿罪而没有行贿罪的情况。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构成行贿罪，但勒索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被勒索人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则被勒索一方不构成行贿罪，就会出现只有受贿罪而没有行贿罪的情况。 因为：第一、被勒索一方没有侵犯行贿罪的客体职务的不可收买性。行为人并不是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主动地收买国家公职的公正性与廉洁性，也并不是在进行一场权与利的肮脏交易;第二、被勒索一方在客观方面不具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他所获得的利益是法律允许的;第三、被勒索一方不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意图。所以，如果被勒索财物一方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就不符合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当然也就不成立行贿罪，故刑法第389条第3款对此作了特别规定。 被索贿型行贿罪的特殊性在于行贿人开始并无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故意，但在国家工作人员索取后，其的确给予了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在此种情况下，判断其是否构成行贿罪，应首先判断其是否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且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在索贿型行贿罪中，存在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谋取正当利益的故意，且谋取到正当利益 第二种情况，有谋取正当利益的故意，但未谋取到正当利益 第三种情况，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但未谋取到不正当利益 第四种情况，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且谋取到不正当利益。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因此第一、二种情况中，行贿人的主观目的为谋取正当利益的，无论该正当利益有没有谋取到，均不构成行贿罪。第三、四种情况要注意索贿型行贿与主动行贿的区别，若是主动行贿，则有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在所不问，均构成行贿罪;但若是索贿型行贿，只有被索贿的行贿人的确获得不正当利益，才构成行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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