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死亡数罪并罚-法师兄

1、其相同点是二者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对死亡的结果均出于过失，即不希望也不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同点是，故意伤害致死显然以具有伤害的故意为前提，而过失致人死亡中则没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 2、故意伤害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界限：在故意伤害致死的情况下，二者相近之处是：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往往都表现为过失的心理态度。二罪根本区别在于，前罪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其死亡结果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而后罪没有犯罪的故意，是由于过失致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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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意伤害致死的情况下，二者相近之处是：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往往都表现为过失的心理态度。二罪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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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属于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后果的发生，结果却出乎意...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属于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后果的发生，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造成了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由于过失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其犯罪构成的特征是：1、客观方面表现为由于行为人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2、主观方面出于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根据上述二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可以明确区分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其相同点是，二者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对死亡的结果均出于过失，既不希望也不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同点是，故意伤害致死显然以具有伤害的故意为前提，而过失致人死亡行为中则没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因此，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伤害的故意。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伤害的故意应综合全案考察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如实施行为时的场合、环境、打击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力量和频率、双方的关系及造成的伤害程度等不同情况，分析行为人是否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是有意的伤害他人还是只出于一般殴打的意图而过失地或意外地致人死亡。

主观内容不同（目的）。量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我国刑法中的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的心理要素。认识要素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包括了对自己行为的内容、性质、对象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明知。表面上看，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似乎是符合刑法的认识要素的。就像张文认为的“从打击的部位和死亡结果来看，足见其砸击力度之大，下手之狠，绝非失手所能使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刑法上的故意和过失在认识要素上是不同的，确切的说是在认识的程度上，也即认识与可能造成的结果的关联程度不同。凡是根据生活常识或者经验就能预见的伤害结果属于故意，除此以外应当视为过失。可以说，过失不是没有认识，而是这种认识并未达到实际发生的伤害结果所要求的故意的程度，或者说行为人的认识与结果之间的关联程度很低。比如母亲为了教育孩子而打伤孩子，还有与之类似的民法上的“鸡蛋脑壳规则”，即对于特异体质的人来讲，可能一个耳光、一记推搡都是致命的，但对于行为人来讲，可归责的主观状态只能是过失而非故意。本案中，李某的主观认识与所造成的伤害（包括死亡）结果的关联程度很低。丈夫在朋友面前打了李某几耳光，李某可能出于一时气愤、委屈、失面子的心态，用碗砸向丈夫，显然是为了出出气，寻求一种“平衡”，对于如此严重的后果完全是没有预料到，恰恰是失手所致。意志要素，即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是犯罪故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希望，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谓放任，是指行为人虽不是积极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但也不反对、不阻止，听之任之，漠不关心，危害结果发生与否都不违背行为人的意志。张文中并未指出李某是属于故意的哪种形态。李某主观上有积极追求丈夫重伤的意图吗？显然不会；那是否构成间接故意呢？我们认为也不能。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夫妻俩平日生活和睦，感情较好，李某只是在当时情况下下意识的一种过激行为，决不会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更毋庸说造成死亡的结果了。李某砸向丈夫后，丈夫当场昏迷，李某立即实施救助，可以看出对于伤害结果是出乎李某预料的，是违背其意志的。因此，李某的主观状态不符合刑法上的意志要素。综上，只有同时具备了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的主观方面才能构成刑法上的故意。本案中的李某应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在实践中，应当对行为的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加以全面分析，在一些特殊场合还应当将行为的认识要素进一步分析，避免司法裁判的尺度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