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罪犯减刑条件是哪些呢？大家知道吗？-法师兄

减刑只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只要是被判处上述四种刑罚之一的犯罪分子，无论其犯罪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罪还是轻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是其他刑事犯罪，如果具备了法定的减刑条件都可以减刑。减刑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对象。依照我国刑法第78条之规定，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都属于自由刑的范围。其中，管制是限制自由刑;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是剥夺自由刑。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减刑，主要是指缩短自由刑的执行期限，因而与其他刑罚执行中的减轻制度得以区分。在其他刑罚执行中，也存在减轻的问题，例如死缓减刑。如前所述，死缓减刑是由于犯罪分子在死缓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因而刑种发生变更，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这种死缓减刑虽然也具有减刑的性质，但它是死缓制度的内容之一，不同于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当然，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以后，符合减刑条件而被减刑的，可以视为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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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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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立功的认定，需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解释》第七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的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

职务犯罪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的国家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高层次、高智商犯罪，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腐败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破坏作用，使国家和人民身受其害。当中国全面进入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阶段的今天，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随着高科技的运用和人民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职务犯罪的特点也就呈现出“犯罪主体特殊性”“犯罪手段隐蔽性”“追求犯罪安全性”“犯罪形式智能化”等多元化特点。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关于刑罚的目的，在我国刑事法学界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此，陈兴良教授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应是一元的，而应该是二元的，这就是报应与预防的辩证统一”。3刑罚目的二元论的立论根据在于，“犯罪具有双重的属性：作为已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未然之罪，它主要表现为再犯可能与初犯可能相统一的人身危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这就是犯罪本质的二元论。立足于此，刑罚作为犯罪的扬弃，其功能应当是具有相应的二元性：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从刑罚功能推论出刑罚目的，当然也具有二元性：惩罚之功能表现为报应，教育之功能表现为预防”。4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公正原则，因此，报应是制约着刑法正当性的目的，是刑法保障机能的体现。预防则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效率原则，效率原则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预防是决定着刑罚效益性的目的，是刑法保护机能的反映。报应与预防的统一，要求在创制、适用、执行刑罚的时候，应当同时兼顾报应和预防这两个目的。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二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在行刑阶段，行刑者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判处确定之刑的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具体犯罪事实，采取有效的改造措施，消除其再犯可能，成为主要任务，因此，主宰着行刑的是刑罚的预防目的。根据犯罪人改造表现，可以实行减刑假释等制度，从而充分体现刑罚的预防目的。但根据刑法规定，减刑和假释都受原判刑罚的限制，这就是对报应的兼顾，以免一味追求刑罚预防目的而有失公正。同时，对于那些没有改造好的人则不得实行加刑，除非在狱中犯罪可以依法判处，这也表明报应这一刑罚目的在行刑过程中并非无足轻重。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