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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作出对存疑不起诉案件发现新证据后可提起公诉的规定，一方面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为该法并未规定存疑不起诉后发现新证据可以再行起诉;另一方面，该规定对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这种不利表现为：对于存疑不诉的被不起诉人，社会上对其会有“不清不白”的评价，罪与非罪悬而未决，社会各方面的排斥和冷遇时时可遇，日常活动很难开展。同时，由于高检院对何时发现新证据可再行起诉未作限制性规定，对未发现新证据的人，其直到死还会有案件挂着。因此，一些学者建议取消存疑不诉后再可起诉的规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刑法》第四条也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控诉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是公安、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公安、检察机关作为控诉犯罪的专门机关，理所当然有权力、也有责任在发现新证据，足以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公诉。司法实践中，常有一些案件，由于关键证人短期内无法找到，共同犯罪案件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等原因，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况下，往往很难排除一些合理怀疑，而基于办案期限，为保障人权，只能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但这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客观上没有犯罪，一旦相关证人找到，或者共犯被抓获，案情就会显得清清楚楚，此时如能证实原先被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不将其交付审判，实有悖“违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然，作为公安、检察机关也不应忽视客观存在的社会对存疑不起诉人的消极评价，为保障其权利，应加大对存疑不起诉案件的补查力度，尽量缩短查清案件的时间，早日给存疑不起诉人一个有罪无罪的明确结论。对此，有学者提出公诉时效的概念，即对存疑不起诉后再起诉权的行使规定一个合理的期限，从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宣布之日起计算，在该期限内，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未能提起公诉的，不再保留公诉权。笔者认为该建议有其合理性，值得研究。存疑不起诉作为我国司法审理程序中非常关键的处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存疑不起诉的行为应当进行合法的认定，涉及到犯罪证据不足或者犯罪事实不能完全认定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误判或者错判的情况，可以认定为不起诉来处理。
可以起诉法院，如果当事人对于法院作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比如强制执行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等，此时可以将法院作为被告进行起诉。但是如果是对于法院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向该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上诉，而不是起诉。
其具体情况涉及民事诉讼管辖的问题。 对于民事诉讼原告而言，在人民法院接受原告起诉，给予立案后且未做出判决之前，有权申请撤诉（是否准许撤诉，由已经立案审理的人民法院做出裁定），撤诉后还可以依据法律的管辖规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提起诉讼。通过这种方式，原告可以实现转换管辖法院（所谓管辖法院是指依法有权审理本案件的法院，有管辖权的法院有时不止一个，但是无论如何受理案件的法院都必须依法具有本案的管辖权才可）。 对于民事诉讼被告而言，在接到人民法院送达的原告起诉状的后，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向立案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但是是否准许变更管辖，由立案法院裁定。 一旦立案法院开始案件审理程序，若没有法定事由，就不允许案件再变更管辖法院了（也就是你所称的“转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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