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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犯追嫌疑人的条件是公安机关认为该人具备犯罪的嫌疑,既正式立刑事案件,并且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可以不以通缉的方式追逃嫌疑人。你说的情况是不是公...
1、证据要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2、刑罚要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3、社会危险性要件: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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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武器装备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只有军人才有权利使用武器装备,军人在使用武器装备的过程中,如果不遵守操作规程或者擅自使用武器装备发生重大事故的,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涉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后,可以先传唤或拘传犯罪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但在传唤或拘传之前,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预先发通知给犯罪嫌疑人的。但对于涉嫌的犯罪情节显著较轻的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也可以会口头或电话通知犯罪嫌疑人到案接受讯问,但这种情况比较少。
应当会收到的,但是实际生活中,会有收不到的情况。通信自由,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可见,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虽然受到“依法检查”的限制,但毕竟不是可以“限制到乌有”的。倘若沟通“无害信息”则不该受到限制。我国《刑诉法》只是规定了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与被告的通信权。但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被聘律师及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通信权却未作规定。国务院1990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其中第28条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第31条规定“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对人犯发收的信件可以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可以扣留,并移送办案机关处理”。公安部(1991)第87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对犯罪嫌疑人通信权作了细化规制。该《办法》第34条规定“人犯与其居住在境内的近亲属通信,须经办案机关同意”;第38条规定“看守所对人犯发收的信件,未受办案机关委托检查的,一律交办案机关处理”。第39条规定“受人犯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在人犯接到起诉书副本后,可以与人犯会见、通信”。但其中“看守所受托检查”“发现有碍侦查、起诉、审判”,需作“扣留处理”的信件语焉不详,范围模糊。有了“有碍侦查”“一律检查”“扣留处理”的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通信权其实很难实际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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