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求达到的程度。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诉讼理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28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可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41条规定，检察院决定起诉的案件，必须做到“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162条规定，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些规定说明在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中，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是办案人员运用证据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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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求达到的程度。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诉讼理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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