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角色冲淡对错，“关系”变乱角色 2、深谙法律弊端，法律人易生轻侮法律之心诉讼在美国是过度对抗，在中国则是对抗不足。在过度对抗的诉讼中，律师为讼斗士，不遗余力地为客户争取利益，从而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角色决定对错的伦理在此发展到极致。当诉讼本身对抗不足的时候，当事人可能在法庭之外、法眼目力有所不及的地方开展另类“对抗”。我们很难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律师扮演着同一角色，制度差异决定着角色差异。法律职业并非具有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法治社会使律师、法官和其他法律人成为正当“角色”，每个角色都有义务，单独和共同证明他们在法治社会的存在具有持续的正当性。如果制度造就的角色成为制度无法控制的力量，冲击制度的价值和整体结构，那么，角色就发生了“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法律职业伦理的作用是制约法律职业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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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拆迁补偿价格和市场实际价格严重脱节一是拆迁补偿标准过低。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拆迁人申请，物价、国土、建设三部门联合下文的方式，代替房屋拆迁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单方确定补偿标准。从而导致补偿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甚远，被拆迁人获得的补偿价远远低于同地段商品房售价，甚至低于同地段的二手房价，在主观上造成了被拆迁人购房的经济负担。二是房价涨了拆迁补偿价格不变。近几年来，土地使用权出让价、商品房价格和二手房价格在不断攀升，而各地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却多年停滞不动，给被拆迁人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三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对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明确补偿规定，拆迁补偿只补偿被拆迁人的地上建筑物，而其土地使用权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被拆迁人因土地使用权的丧失而导致的损失，仅以房屋补偿名义是难以完全涵盖的。 二、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没有具体明确的界定。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拆迁之实，激化了房屋拆迁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拆迁项目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没有区分，偏重于对开发商利益的保护，使被拆迁人的利益要求得不到有效伸张。一些地方政府在房屋拆迁中以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为由，非法地介入商业性目的强制拆迁。二是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没有具体明确规定，导致在实际拆迁工作中，作为政府的一项强制性拆迁行政权力的使用被扩大化了。一些地方政府给一些开发项目挂上“公共利益”的幌子，借助政府的公共权力，侵害被拆迁人私有财产权。 三、被拆迁困难户得不到妥善安置失去生存基础。安置房源紧缺、地段偏远、“因拆致贫”的问题，没有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在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着拖欠、挪用、滞留安置资金以及安置滞后现象，尤其是安置房源紧缺，擅自抬高回迁房价，致使房屋拆迁后，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的居住安置面临较严重的困境。低收入、低补偿的被拆迁人在拿到数目有限的拆迁补偿费后，只能选择迁移到地价相对便宜的城市边缘居住。被拆迁人居住地的“城市边缘化”，使被拆迁人生存成本大增，谋生手段又需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都成为棘手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被拆迁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有些城市的“旧城改造”已成了被拆迁人的噩梦。老城区是贫困人群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存在着一定数量小户型房屋、违章房屋，这部分被拆迁人在拆迁前还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拆迁后将使这些家庭住房更困难，生活更加贫困。
一、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管辖。 二、域外证据、外文证据的公证认证这里的域外证据，包括外国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证明和诉讼中的证据。 三、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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