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刑事强制措施。司法实践表明，这五种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现有强制措施的预防性和实用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刑事诉讼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需在立法和实践中加以完善。本文就如何改进与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略陈己见。

一、关于拘传

根据传统的刑诉理论，拘传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未被羁押的被告人，强制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方法。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看，涉及拘传的部分仅有廖廖的二十八个字，它除了说明拘传的机关、对象、方法和目的外，没有其他内容。由于规定的过于抽象，在适用中逐步暴露出下列问题：

(1)适用面过窄。拘传是我国现有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中最轻微的一种，它的方法和目的仅仅是强制被拘传人到案接受讯问，这种对被拘传人约束力极其有限的强制措施，如果仅适用于单一的被告人，那么它的实用性也就微乎其微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拒不到案的情况比较少见，而较多的是那些尚未立案的犯罪嫌疑人以及拒绝提供案件情况的知情人，但这两种人又恰恰被立法者排除在拘传的适用对象之外。

(2)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对于拘传应适用何种方式?是有证拘传还是无证拘传?需经何级审批?拘传后应否立即通知被拘传人家属或单位?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无明确规定。这在实践中既容易出现拘传的滥用，又极易在适用中各行其事;

(3)缺少必要的时限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拘传措施仅原则规定：“可以对被告人适用”，而没有具体规定拘传的适用时间、拘传的解送时间以及被拘传人到案后的留置时间，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些问题。以被拘传人到案后的留置时间为例，根据传统的刑诉理论，一般不能超过24小时，如果24小时尚不能讯问完结，应该将拘传人立即释放，然后根据需要再进行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拘传。这既容易打草惊蛇，给被拘传人留下逃跑、串供、伪造、毁来证据的可乘之机。又容易在群众中造成“随抓随放”，出尔反尔的不良影响。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针对上述问题，对现有拘传措施作如下改进和完善：

(一)从立法上扩大拘传的适用范围。

拘传措施，除对被告人适用外，对犯罪嫌疑、拒绝提供案件情况的证人也可以适用。理由是：(1)这是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需要。刑事强制措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及时完成。而犯罪嫌疑人或证人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到案，其行为如同被告人一样会对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起着延缓作用。把他们列为拘传对象，正是为了体现拘传的目的并符合立法原意。(2)已具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基础。目前诉讼法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应将犯罪嫌疑人列为拘传对象，而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采用拘传措施的并不鲜见，在理论相实践中均具有一定基础。(3)把证人列为拘传对象有利于公民履行作证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虽然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有作证义务”，但对有义务的履行，也有条件履行而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的公民则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刑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一些了解案件真实情况，有义务作证有公民拒绝履行向司法机关作证义务的现象;致使一些案件难以处理。如果把证人列为拘传对象，不仅可以约束公民更好地履行作证义务，而且可以防止和减少拒绝作证现象的发生。

(4)有外国立法可资借鉴。当前，在英国、德国等国家刑事诉讼法中，均把被告人以外的人列为拘传对象，这对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我们也可以从中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