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9.8法释[2000]26号)第五条明知是假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总面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属于“数额巨大”;总面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本解释所称“货币”是指可在国内市场流通或者兑换的人民币和境外货币。

货币面额应当以人民币计算，其他币种以案发时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5：

十九、持有、使用假币案(刑法第172条)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客体要件

持有、使用假币罪侵犯的客体应为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它涉及到货币的印刷、发行、流通、回笼等诸多环节，包括货币发行的管理(如发行基金的管理.货币发行与回笼的管理、发行量的管理)，银行出纳的管理，为保护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所实施的有关管理等，并且每个方面的管理都涉及众多的内容。把包括如此多方面内容的国家货币管理制度视为特有、使用假币罪的客体，就不可能准确的反应其客体的特殊性。因此，持有、使用假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人民银行法》第3章用多条对人民币做出了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人民币是法定的流通货币;另一方面，有禁止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防止他们进入流通领域的规定。这里，肯定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都指向同一目标，即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而不直接指向作为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的货币发行权以及银行出纳管理等。

第二，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由货币的兑换与挑剔、残缺污损货币的处理、禁止伪造与变造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禁止变相货币的使用等内容组成，其目的是保障货币的正常流通。而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危害实质就在于，通过使用、持有等非法手段使假币进入流通领域或为其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危害国家的货币流通管理制度。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对象是伪造的人民币和外币，不包括变造的人民币和外币。

客观方面

持有、使用假币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持有、使用伪造的货币，数额较大的行为。

“持有是指拥有，它表现为主体与某一特定之物的占有状态”。因此，只要伪造的货币为行为人所占有，即实际处于行为人的支配和控制中就可以视为持有。“使用”是指将假币取代真币在经济交易中运用，即用于流通，如正常的买卖活动，也有的用作赌资非法活动。同时，以持有、使用的假币达到数额较大为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十九条“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的规定，数额较大的起点为四千元。

主体要件

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伪造货币后又持有或使用的，只构成伪造货币罪，而并不实行数罪并罚，因为持有、使用是伪造行为的自然延伸，不单独构成犯罪，这说明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将伪造货币者排除在外。在大多情况下，出售、购买、运输假币者不单独成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但在个别情况又不能把他们排除，因此，确切的说，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的主体是伪造货币者以外的自然人主体。

主观方面

持有、使用假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明知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是指明明知道。但具体各个要求明知的犯罪，由于其具体内容和认识对象的不同，对主体的明知程度和范围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例如，对于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根据《两高》的解释，“……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该罪的明知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上解释具有单个性质，因此，它替代不了对持有、使用假币罪中的明知的说明。对于持有、使用假币罪的明矢口，总的来讲，要根据假币和持有、使用假币行为的特点以及司法实践经验来确定。具体言之，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1)被验是假币或者被指明后继续持有、使用的;

(2)根据行为人的特点(如知识、经验)和假币的特点(仿真度)，能够知道自己持有、使用下限币的：

(3)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被告人是“明知”的等。

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以明知为要件，但不以特定目的为满足。因此，只要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均可构成持有、使用假币罪。

(一)、一般来说，行为人明知是假币而持有，数额较大，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行为人是为了进行其他假币犯罪的，以持有假币罪定罪处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假币已构成其他假币犯罪的，应当以其他假币犯罪定罪处罚。

(二)、关于收藏为目的的持有假币

以单纯收藏为目的而持有假币的行为，是否成立持有假币罪?或者说，应否将“以使用为目的”作为持有假币罪的主观要件?通说认为，由于刑法并没有要求出于使用目的而持有，假币应属于违禁品，禁止个人收藏，行为人收藏数额较大的假币也会侵犯货币的公共信用，故只要明知是假币而持有并达到数额较大要求的，就应以持有假币罪论处，但量刑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三)、根据司法解释，行为人购买假币后使用，构成犯罪的，以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罚，不另认定为使用假币罪;但行为人出售、运输假币构成犯罪，同时有使用假币行为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在认定持有、使用假币罪时，总的讲，要根据案件事实和刑罚的有关规定，进行系统分析，从中做出判断。这是把单个现象归结为普遍现象的判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注意。

罪与非罪的界限

对于无售价币数额较大的，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虽然无用假币的数额较小，但因缺乏对假币的明知，因此不够成本罪。

发现误收假币后而使用的，应如何定性?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明知为假币而使用的行为。如果数额较大，应以犯罪处理。行为人发现误收假币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经济损失而使用，数额较大的，尽管有其可以谅解的一面，但它同样危害货币的正常流通，使假币难以禁止，从而具有了可罚性。当然，对于集受害人，加害人于一身的行为人所实施的使用行为，在处罚时可以从轻。

本罪与他罪的区别

(1)对于伪造货币后而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应如何认定?这里涉及伪造者与持有者，伪造者与使用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分而论之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也是伪造行为的自然延伸。在伪造后而持有假币场合，持有就失去独立的意义，并成为伪造货币罪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于伪造行为后而使用假币的认定，则有不同的意见。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有的认为已经构成数罪，即伪造货币罪和诈骗罪(当时没有规定使用假币罪)，主张实行两罪并罚;有的虽然也认为构成数罪，但坚持按牵连犯处理。我们认为，使用不同于持有，它不是伪造行为引起的，因此，对使用假币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是必要的。至于如何处理，我们倾向后一种意见。因为伪造货币是为了使用，存在着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一重罪论处是适当的。

(2)持有假币罪与运输假币罪的界限。持有与运输是刑法上两个独立的行为，但它们之间有交叉。运输假币以持有假币为条件，持有假币有时则表现为随身携带假币。其区别在于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不同。如果明知是假币而加以运输的，以运输假币罪论处;不以运输的故意而携带假币的，则应以持有假币罪论处。有的同志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的的不同。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目的是否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意义上的目的。如果是，显然与立法规定相矛盾，因为构成运输假币罪是以特定目的为条件。如果不是，拿来比较又有何意义呢?恩格斯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的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目的的，没有自觉意图的。运输假币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自然也包含一定的目的。但这不是作为构成要件意义的目的，用此作为区别的标准，是在犯罪构成之外寻找差异。

(3)对于盗窃、抢夺假币后而持有、使用的，应如何认定?在实践中，专门以假币为对象进行盗窃、抢劫的恐怕并不多。通常是盗窃、抢夺的货币中夹杂假币或者把假币误认为是真币而进行盗窃、强多，并引发了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这些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盗窃、抢夺的货币中夹杂假币，并且真货币数额较大、假币数额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持有、使用假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按盗窃、抢夺罪论处。反之，如果盗窃抢夺的假币数额较大。真币数额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不构成盗窃、抢夺罪，可按持有、使用假币罪论处。

一般研制，盗窃假币，数额较大的，不按盗窃罪处理。因为假币不存在价值计算问题。如果把假币误认为是真货币而进行盗窃、抢夺，则发生不能犯未遂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盗窃、抢夺的假币，应如何认定?如果从莅临的一致性处罚，则应认定为盗窃或抢夺罪(未遂)。因为这种情况就像盗窃、抢夺而窝藏一样，是一种不可罚之事后行为。不过，司法实践可能不采纳此种方法。如果是使用假币，我们主张按牵连犯处理。

量刑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第一百七十二条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