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岁末，农民工欠薪问题再度成为焦点。一项覆盖京、渝、沪、深四地的调查发现，75%的建筑工人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劳动合同是依法保障农民工维护权益、获得报酬的重要依据。一些用工企业执意不签合同，意图就在于模糊甚至否认劳动关系，为拖欠、少付、不付农民工薪水埋下伏笔。合同的缺失，不仅将农民工权益保护置于不确定的尴尬境地，也增加了行政执法、诉讼调查与司法执行的成本。以司法解决欠薪问题的渠道，因此遭遇合同门槛。

其实，农民工并非不知道合同的重要，他们往往没有条件和能力去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诸多媒体报道展示了这样的劳动生态：投诉企业不签合同的农民工，却被劳动监察部门告知它签你就干，不签你就走人；告到法院，高昂的花费、漫长的等待也让诉讼之路难以走通；即便胜诉，执行往往也遥遥无期。依法讨薪尚且如此难，那些因证据不足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工，又该如何讨回基本权益呢？

75%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打通农民工权利救济渠道的紧迫性，当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建筑领域的企业，往往利用农民工的弱势与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而只作口头约定，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面对用工形式的临时性、分散性与分包性，法律与监管又还有空白，更给农民工讨薪制造了难度。

应该看到，针对当前一些讨薪新问题，从高层到各地都展开了及时研究，提出新对策。但是，如何告别年底突击讨薪的窘况？如何破解运动式讨薪的困局？恐怕，需要从制度建设，从常态化服务，从流动人口的管理创新等方面着力。讨薪难要跨过合同门槛，还必须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周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