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不再是唯一的手段,欧美国家对华贸易制裁也在与时俱进。由原来的一反(反倾销)独斗,升级为二反(反倾销、反补贴)结合,主打反补贴牌。因为留给打反倾销牌的时间已不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限越来越近了。

种种迹象表明,欧美已经盯上了中国补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表示,预计今年反补贴调查将成为贸易摩擦的焦点领域,中国应该引起格外关注。

魏建国分析说,一方面欧美之前常用的贸易救济手段,比如说汇率、反倾销等,他们感觉对于平衡与中国贸易的作用还不明显。以汇率为例,自2005年初至今,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升值超过20%,但是美国对华逆差状况依然没有太多改善,因此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对减少贸易逆差作用不大。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后市场经济时期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布局。

这就是欧美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所在,它们在反倾销调查中常常用第三方替代国来计算中国企业的成本,当替代国和中国的成本计算结果差距很大,就会被裁定为反倾销。而选定的第三方替代国的成本往往远远高于中国国内成本,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

姚坚也在17日的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对于欧盟启动双反调查最大的质疑就在于,它在反倾销案之中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企业提供的数据不予采纳,而采用替代国的数据,来进行反倾销的倾销幅度的计算。

但是,按照中国入世时的承诺,最晚到2016年之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将自动失效。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可以预见到,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得到承认之后,反倾销将不再会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壁垒了。因为事实上,如果用中国企业的实际成本计算,很多案例都是不存在倾销的。而相应地,对中国补贴的质疑和责难就会多起来。

事实上,与反倾销最大的不同在于,反补贴将中国政府列入调查范围,是政府政策和体制遭受质疑。除了给企业造成影响外,也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实施。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欧盟贸易委员会内部人士认为,反补贴案件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曝光中国企业享有的不公平优势,包括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和融资。欧方相信,这些不公平优势对中国的强大出口能力不可或缺。

对中方来说,这比反倾销案麻烦得多,因为现在我们直指中国制度的核心,一名欧盟官员表示。这名官员把欧美对中国铜版纸发起的反补贴案件比作向母舰发射一枚鱼雷。

把矛头指向中方补贴的决定,反映了欧洲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忧虑,即一度局限于鞋类和自行车等产业的中国出口,正向价值链上方快速攀升,对欧洲的高端制造商构成威胁。布鲁塞尔的一位贸易律师劳伦特吕斯曼表示。德古赫特正在做的,是设法加强欧盟的贸易政策,并使其现代化。

《金融时报》还称,布鲁塞尔有人猜测,德古赫特可能在推动一项更大的变化:在未接到正式申诉的情况下启动反补贴调查的职权。

他们的责难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政府。张茉楠分析说,美国当年对日本也是这样,质疑日本的行会、财阀等,经常敲打日本的体制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的焦点已经沿着产品——产业——制度——体制的路径在逐渐升级。

她表示,过去的贸易摩擦主要是针对某个产品,是小范围的摩擦。后来,逐渐发展到产业与产业间的摩擦,近些年,欧美对中国的责难更多集中于知识产权保护、汇率制度、外资企业投资环境等制度层面的问题,和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等体制性的问题,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冲突会更加激烈,战略性会更强,涉及到更高层面的问题。

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规则博弈、制度竞争、公共选择、汇率之辩,是今年乃至未来贸易摩擦的主要特征。中国与欧美等国家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并伴随产业发展、价值链攀升向纵深方向发展。

魏建国认为,中国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积极推进中国市场化进程,更好地把企业放到市场上尤为重要。此外,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也提高对WTO规则的重视程度和熟悉程度,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WTO规则。

他表示,在贸易实践中,欧美国家不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将中国的很多行为都视作补贴,比如说所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政府提供土地、出口信贷等等,欧盟更是直接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画上等号。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总是持有偏见,他们无法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体制。比如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山姆大叔就始终不承认国际分工格局的因素,而固执己见地认为不平衡就一定是中国做了坏事。可见,在今后不可避免的贸易摩擦中,中国不仅要积极交涉、沟通,针锋相对,同时中国也要主动利用WTO规则予以反制,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