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外汇储备创造新记录的同时,中国很多老百姓的收入却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语惊人:“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40%到60%的标准。”而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表示:“假如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即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到60%话,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这个要求。”各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也都认为目前的最低工资是偏低的。
问题是,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基本上是低廉劳动力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如果政府强制企业提高工资标准,这些企业就可能面临倒闭,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强制企业提高工资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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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
赵峰: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
我不支持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觉得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里,最低工资标准并不是某种由政府指定的福利政策,而是一种市场调节机制。中国过剩的劳动力和单一的劳动力结构决定了,其最低工资水平必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人趋之若鹜要去做这样的工作,仍然有许多人想做工作而不得。在中国,因为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发了一些非正常的事业和结构性失业状况,但是这些不应该通过实行什么强制最低工资标准来解决,而是应该在社会财富再分配、在社会保障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如果现在为了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平、为了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实现所谓的拉动内需,都是极其短视的。
刘静:决定市场的还是供需关系
决定市场的还是供需关系。供不应求自然就会用高薪来吸引员工。前段时间珠三角不是就在闹民工荒吗?如果供大于求,自然是菜市的萝卜价,现在的大学生其实就是这个情况,眼高手低,加上近年的扩招,想找一份如意的工作肯定不容易。
赞同方
乐宏文:不应支持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我当然赞成提高工资待遇,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执行。如果没有执法保证,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市场上,如何保证劳动者权益呢?我认为我们不应支持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的发展。
严海渊:老板不能昧着良心赚黑钱
我觉得当然应该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否则不是和剥削没什么两样了吗?降低成本可不能克扣工资啊,创造财富应该想办法提高效率、改进工艺等。老板不能昧着良心赚黑钱,工人的福利应该也要有保障。
励俊:我是非常支持收入提高的
我是非常支持收入提高的。深入想,我们的贫富差距实在太大了,最基层的农民工都活在生存线边缘。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劳动致富的机制,长期下去对社会安定团结没有好处。所以我赞成立法,并加强这方面的宣传、监督和强制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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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特稿
国家应出台一个强制性措施
刘开明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gdp增长很快,而工资并没有跟上gdp增长的步伐。其中很多收益被企业主所获取,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利益。而且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正式工人越来越少,非正规就业、拿最低工资标准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国家在2003年制定《最低工资条例》时,就已经要求地方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达到当地平均工资的40%,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在制定标准时并没有考虑国家的这个法规,各地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比如深圳只有18%。
国家在制定这个条例的时候是对地方政府授权,建议地方政府参考这个标准,并没有要求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也不能认定这是违法行为。我认为国家应该出台一个强制性的措施,不一定是强制非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至少应该给出一个底线,深圳18%的标准就太低了。其他地方的标准也是比例越来越少,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越来越大。
提高员工的收入相应的就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我们也不必担心某些中小企业因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导致破产。深圳的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6.92%,上海是6.1%,而国内的企业大多都是劳动型企业,劳动型企业主要是靠人工来创造,那这种比例至少应该达到10%以上。所以把人工成本提高3到4个百分点,企业的劳动成本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也不会超过企业承受的范围,而且这个支出也是合理的。而且上海的研究显示,上海的人工成本在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占8%降到了2004年的6.1%。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劳动力优势不可忽视,但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外资企业也不会为此而撤资。现在国际上的情况是人工成本低于中国标准的国家比比皆是,比如孟加拉、柬埔寨、越南。但是为什么外资企业还是要选择中国?而且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离不开中国了。这里面牵涉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因为中国有最完善的供应链,中国的工人非常勤奋、工作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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